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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22-09-04 17:23

海南日报数字报刊

  乔治·格伯纳(GeorgeGerbner)的培养理论认为:“电视已成为人类社会化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它的主要功能在于散布、稳定社会行为模式。”信息时代,电视传媒在社会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经济、文化使命,作为最平民化的传播媒介,以其形声兼备、即时传播的特点,培养和影响受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传媒市场化、娱乐化的加剧,一些电视人放弃自身社会责任、片面迎合部分受众的低级趣味和需要,节目内容低俗,品位低下,给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带来显著的消极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星对“通俗”、“庸俗”和“低俗”做了概念上的区分。他认为,通俗是接近大众百姓、表现常人生活理想的艺术形式,相对应的是比较高雅的艺术;庸俗则是情趣平庸,不思上进,思想上没有高尚追求、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的体现;而低俗违背人类理想追求,靠拢卑下的本能冲动,已不属艺术表现范畴,对于精神世界有危害作用。
  今年1月一项题为“电视收视率与反文化倾向”社会调查显示:对于“近年来电视节目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什么?”的问题,30%的被调查者选择“鼓吹人们的攀比心与虚荣心”,22%选择“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19%选择“情欲尺度变大,挑战道德底线%选择“违背传统道德观念”。可以说电视节目低俗化已成为传媒业内外人士的共同担忧,而娱乐节目的低俗化尤为严重。
  对于造成电视娱乐节目低俗化的原因,业内外人士几乎一致认为是“收视率”逼迫所致。有人更是发出了“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呼声。目前我国一些电视台确已走上了过度运用收视率指标的道路,把收视率抬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收视率论英雄,以收视率来决定节目的存亡。而作为电视娱乐节目的策划者、制作者和主持者,收视率给节目组带来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就业的压力。现在许多电视台在用人方面越来越灵活多样,人员的流动性越来越大。“铁饭碗”的策划人和主持人越来越少,临时性、试用性、编外性的人员越来越多,不少电视人拼死拼活干了多年也“转不了正”,中央电视台、湖南卫视这类情况比比皆是,更不用说中小电视台了。所以作为临时的、编外的人员,保住饭碗的重中之重就是提高并保住自己节目的收视率。不少人坦率地说,在保饭碗还是保品味之间我们不得不选择前者。
  其次赚钱的压力。为了激励和鞭策电视编导和主持人,许多电视台推出了以收视率高低划分收入等级的“业绩考核”办法。要想工资、奖金拿得多,就必须在提高收视率方面做文章。另一方面,一个主持人只有把节目做火,收视率升高,他才会有跳槽、“谈价”的底气和资本,也才会有“走秀”和“客串”捞外快的本钱和机会。
  三是发展的压力。曾听一位电视主持人说:“干我们这行的,不想出名是假的。有名才有利,有名才有事业,有名才有发展。”不少做电视这行的做梦都想成名成家,想一呼百应。而要出名,就必须有“与众不同”的“创意”和“妙招”才行,所以不少电视人为了提高自身的“档次”,实现人生的“价值”,千方百计地在节目中迎合低俗,刺激观众,吸引眼球,以求身价上涨,声名大震。
  一位电视主持人理直气壮地说:“有人说我主持的节目低俗,那为什么这么多人爱看?是观众选择了我们。我不怕低俗,更不怕被人批低俗。”一位以出名的著名主持人面对社会的一片声讨,脸不红心不跳地说:“节目有收视才有工开,所以我们都是提着头在做事。既然头都提了,脸也就不需要顾及了。”
  电视节目中多一些娱乐因素本无可厚非,但只追求感官的愉悦或刺激,没有来自心灵深处的感动和温暖,这样的节目不仅没有生命力,而且会对观众产生潜移默化的腐蚀、麻木作用。长此以往,电视就会丧失其文化本性,让电视人追逐无聊,让有文化的观众疏离电视,让老百姓特别是青少年懒惰颓废,这决不是耸人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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