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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22-06-30 15:03

往事杂谈——猪肉杠、猪下水的故事及

  看到一位老朋友这几天重提起八路军前辈人抗战年间,在易县南管头村吃猪下水的故事,也再次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索性再添点文字,凑个热闹,重新回顾抗战年间的那点有意思的故事。
  大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初期吧?我居住的地方北边盖起了三座高高的塔楼,塔楼是文化部的,居住了许多老资历的领导干部和名演员。其中最有名的,应该是老演员赵丽蓉吧?以前是评剧演员,知名程度不高,后来成了小品演员,名声贯穿中国的大江南北。
  起码,这三座塔楼里居住着抗战年间的两位我知道的抗战老兵,一位是一分区战线剧社的副社长王佩之,还有一位是1945年接任冀察军区挺进剧社社长的王梨。这二位都姓王,这两个人里面,王梨我不熟,只听人介绍过;但王佩之是老一分区,老战线年,以创作了一首《战斗进行曲》而闻名全军。
  1943年日军大扫荡,当时非战斗集体的战线剧社为度过敌扫荡,将一些非武装的文职干部分散到各主力团。因为三团驻扎在他的家满城县,王佩之带队的几个文职干部来到了三团,就留在团部。那一次“百日”反扫荡,我父亲一直都跟他在一起,相互间积下了深厚的友情。
  王佩之转业很早,解放军一进北京,接管北京市各文艺团体,他就是军代表。以后成为赵丽蓉的老领导,一直在北京评剧团担任团长。解放初期1952年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1954年的华东五省一市戏曲演出观摩大会、1958年的现代题材戏曲联合公演、1960年的现代题材戏曲观摩演出、1964年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和1965年的中南戏剧会演等等,只要是在北京的演出,王佩之都会给我家送戏票来。一起赠送的还有全套的演出剧本和戏剧照,一次不落,直到爆发他被罢官批斗。
  我从小是个书虫,他送来的那些印制精美的剧本,连同里面的一幅幅剧照,我都仔细读过了,这可能是我最早的历史启蒙读本吧?
  我的一位易县亲戚,我的长辈,从抗战时期起就跟这二位的关系很好,当年在农村的老家离得很近,在同一所小学上学,参加八路军后始终都在同一个部队。我这位亲戚六十年代从军队转业,一直在教育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晚年时与一位同样担任领导职务的老资格关系处得不好,受到孤立。回到家,又常受到太太的责备,说他顽固,不会作人。
  我这位亲戚是老实人,不擅争辩,为避开太太的责备,很长时间,他一早就离开家里,到文化部大楼的这二位家中串门,而且很不见外,一待就是一天。
  最初文化部这二位还都健在,但年纪都比他大一些,身体条件也差一些,每天早上起床也晚一些。王佩之最先去世,走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那一年去世。王佩之走后,王犁还在,他有一个在首钢当总工程师的儿子专门在照顾他,所以王犁又活了很长的时间,我这位亲戚每天就到王犁家去“上班”。直到我这位亲戚自己也年事已高,跑不动了为止。
  很多年间,我这位长辈来得很早,一看到人家还未起床,就到我家里来坐一会儿。长辈亲戚嘛,只要我在,就陪着他,哪都不能去。陪着,当然又不能干坐着,于是他就给我讲些过去的往事,一半是自言自语,一半是没话找话。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大都是打鬼子那些年的一些琐碎小事,他从不讲大事、大道理,我也从来都是静静地听他讲下去,从不打断他的回忆思路。
  我这位易县长辈是狼牙山南的南独乐村人,这里最初是七路军孟阁臣的地盘,1937年12月,继赵侗所在的平西斋堂一带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之后,孟阁臣所在的易县-满城县的接合部地区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第六军分区。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南北独乐村正好在易满之间的核心地区。我这位有着六年小学文化的长辈就是那个时候参加的八路军,当年叫晋察冀军区第六军分区宣传队,正式的名称叫先锋剧社。
  1939年1月,杨成武带领一分区部队进入易县,消灭了孟阁臣,先锋剧社全体成员全部都合并进了一分区战线剧社。我看史料记载,王克修、苏友邻为首,王佩之、我这位亲戚、苏国柱都排在前列。几十年后,苏国柱被任命为山西省军区政委,应该是这些“老孟阁臣宣传队”中职务最高的一位。
  老人的回忆,大都从自己的家乡谈起。老人说,那时候在农村上小学是一件奢侈的事,只有很少的孩子能够读书,所以比起来,他和王佩之,还有苏家那几个兄弟都算是幸运人,读过书。而但凡读过书、有文化的青年,参加八路军就是干部,那些跟他们一起参加八路军的本地青年,因为是文盲,一直都在战斗部队当战士。
  那时上小学也要捎带脚干点活,一早把家里的猪赶出去,让它们在家里和学校之间的野地上自己找吃的,放学时先去找到你家的猪,再赶回来。但易县人几乎家家养猪,只养,年节时杀猪,自己都不敢动手,因为怕“造孽”,传说杀猪后自己会来生变化为猪。所以社会上七十二行,其中单有一个杀猪的行当,就是“屠夫”。屠夫杀一个是杀,杀一群也是杀,杀多了就不在乎了,用屠夫的话说:让我来世变一群猪吗?我不是赚了?
  孟阁臣的对头,后来在一分区当上比团长还大的官的支队长赵玉昆,就是屠夫出身。1939年冬天反扫荡结束回到易县,为庆祝黄土岭战斗大捷和反扫荡胜利,一分区各部队杀猪会餐,那一次,员赵玉昆在众人的喝彩下,亲自动手杀猪,包括吹气、褪毛、开膛、分割、剔骨、灌血肠、煮下水,各道杀猪的工序从头干到尾,没有一点支队司令大官的架子。
  那年头屠夫给农家杀猪,当然不会白干,农家也无钱支付,杀猪的报酬就是一个猪头、四个猪蹄和一堆猪下水。当年,或者说在很多年间,猪肉的价格要远远高于猪下水的价格,只是在最近一些年,猪下水的价格——比如猪肚、猪大肠,竟然反超猪肉的价格一倍还多。
  屠夫以猪下水抵工钱,特别在封建迷信最盛行的旧时代还要承担着来世变牛变马的轮回风险,所以在那个年代并不是所有农夫都愿意当、也敢当屠夫的。从这点来说,赵玉昆比起身边地那些常人还是有一些“胆略”的。他后来在抗战初期挑头拉起队伍,吸纳了许多旧军官、文化人进来,团结在他的身边,说他这个屠夫没有一点长处?显然是不恰当的。
  猪头、猪蹄、猪下水拿回来,屠夫自己是无福全部消费掉的,他要在自己的居所或经营场所把这些猪下水卖掉,以获得钱财来养活全家人。那些杀猪的人家自己也不会吃掉全部的猪肉,起码将半扇猪肉托付给屠夫一起售卖。旧时代的农夫农户,并不是人人家家都有现钱的,有些农夫农户是用自己收获的农产品、副产品来折抵钱财换取猪肉的。
  农村卖肉的屠夫人家,没有那么多的讲究,卖肉及下水,照例有“一案一杠”便成,“案”是木案,十几公分厚、近两米长的一块原木大板,称之为“肉案”,案板上永远是油腻腻的,辉映着无数“二师兄”的悲惨遭遇。“杠”是一根碗口粗的铁管,横在肉案的上面,称之为“猪肉杠”。那些待卖的猪肉、猪下水,有的被摊放在案板上,有的被挂在肉杠上,恭候待价而沽。
  旧时代的易县农夫农户,穷人居多,并不是人人、天天都吃得起猪肉的,那时节人们馋肉,常去用那些便宜得多的羊肉解馋。现如今社会反常,就像猪下水的价格反超猪肉一样,羊肉的价格也反超猪肉一倍左右,真乃“彼一时,此一时”也。
  因为人穷,经常杀得起猪的富户终究是极个别,绝大多数的农夫农户只有在年节时才杀得起猪,所以屠夫和“肉杠”大都是临时性的,有“活”才看得见,平常是见不着的。正因为赵玉昆这样的小屠夫“活”很少,穷则思变,他才拉起了几个弟兄干起了“剪径”的无本生意。以后逢抗战乱世,乱世出豪杰,他拉起的这支队伍竟然加入到了八路军阵营,当上了支队司令。
  屠夫的“肉杠”有了肉和下水,也并非是好事,由于旧时代穷人居多,买不起肉是多数的时候,屠夫的“肉杠”生意就受到了影响。当天销不出去,冬天尚且好办,有天然冰箱,夏天怎么办?一过夜肉就臭了,所以,许多屠夫都有点烹制肉食的手艺。
  屠夫烹肉的手艺无须高深,一把大盐,俗称“粗盐”;一碗大酱,即自腌的黄酱;一包花椒大料即可。大铁锅架高,干柴细火,慢慢煨透,猪肉、猪头、猪蹄、猪下水,都放在同一口大锅内,一个时辰过去,便可飘香四溢,甚至香飘十里。
  再说那些农夫农户,你抗得过生肉不买,你抗得过熟肉的香味吗?尤其那些家中有孩子的,哭着闹着要吃肉。家中的大人被闹得急了,一咬牙、一跺脚,从家中积存多年的老票子中抽出一张,面额最小的一张,或者是几个铜板,拿到“肉杠”中去。
  到了“肉杠”,站在极具力的肉锅面前,口水止不住地往下流。肉锅里,肥肥的酱猪肉是买不起的,要解馋,还是买便宜得多的猪下水核算。于是从猪大肠、猪肚、猪肺上割下一块,荷叶一裹,拿回家去,于是应了那句老话:“有酒有肉便是年也。”
  在狼牙山南、西南的一分区八路军辖区境内,这里原本是易县最贫穷的地方,要不怎么让八路军给占据了呢?在这块最贫穷的地域内,经常可以看到“肉杠”出现的村落,实际上只有三个较大的村子:南管头、南独乐、良岗。其他村子太穷或太小,都不具备“肉杠”的存在条件。
  在这三个村子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良岗。从满清时期到解放的几十年间,良岗逢五逢十的集市是易县西部最大的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和交易市场,有“小天津”之称。哪怕在抗战期间也依旧如此。1940年3月2日,赵玉昆在叛变的前一晚,在良岗举办盛宴,宴请一分区八路军团以上领导干部,当年最罕见的大虾、鲍鱼,良岗都可以买到,据说都上席了。
  在一分区八路军的核心地区,仅南管头村的“肉杠”会偶尔出现,这个“肉杠”由谁所开办?我一概不知。我知道的,与这个“肉杠”紧连在一起的,有一家小杂货店,但与“肉杠”是不是同一位老板?很难说。
  在人们的印象中,杂货店,一定是售卖店,但实际上其实不然,杂货店的收购功能比售卖功能要大得多。收购,当然以易县西南部出产的农副产品及山货为主,然后运到县城或更大的地方去谋利。但这家杂货店作为“肉杠”的辅助功能也不可忽视。
  你可以想象:当年,在“肉杠”这边,肉锅里的酱肉、猪下水冒着扑鼻的香气,南管头村及附近的农家小户,手提着一小口袋的山货赶了过来,山货交到了杂货店里,然后换成一点生活必需品及一点猪下水回到家去。
  在抗战期间战争最艰苦的那些年月,从大中城市来到贫困山区参加抗战的青年学生,馋肉吃馋得极了,会把从家中带来的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都送进杂货店,金戒指、钢笔什么的,就为了换一点肉吃。常常,肉是吃不起的,舍不得一下全花光,就只能买猪下水吃。
  有时,每来到一批新到的青年学生,杨成武高兴极了,会叮嘱接待学生的部领导:去,想办法给他们搞一点肉吃。赶上“肉杠”大锅还在,部的干部会端上几个脸盆,兴高采烈赶到“肉杠”,通常会站在肉锅前争执一通:是吃肉好还是吃猪下水好?
  当然吃肉的时候占多数,因为曾经买回去猪下水,城里来的青年有的不吃,因为大城市的许多人家都没有吃猪下水的习惯。那好,且不用急,参加八路军半年后再来看,没有什么吃不吃的,那时再买猪下水,你看一个个吃得香着呢。
  那时部的老资格红军干部郑秀煜一开始就是不吃猪下水的。据说,买来猪下水后,热腾腾的,部食堂的炊事员加点土豆、白薯、豆角、大白菜一煮,端了上来。老郑先是在一边干看着,不吃,到后来沉不住气了,也挤上前大吃了起来,一点不挑食了。
  八路军的日常生活中,除非打了大胜仗,当地老百姓犒劳子弟兵,否则你是吃不到肉的。一般的八路军干部,每个月一两元津贴,战士一元、干部两元,我指的是有津贴可发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八路军常常是无津贴可发,所以,指望发了津贴去吃肉解馋,那是个梦想。
  那时怎么办?我这位亲戚说,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像他这样,家在易县八路军根据地内,可以带几个朋友偶尔回家吃上一顿;而那些家在外地很远的,就指望“吃大户”了——刚到一分区的那些人,稍微熟悉了一下,谁有点钱就吃谁,没客气的。
  这位亲戚对我说,那时候,你父亲就带着李青川到王栋那里吃过大户。王栋在三团侦察连,时不时有点到敌后甚至进保定担任侦察任务的时候,有机会到敌伪那边“发点小财”什么的,能不吃他吗?当然,你父亲也有被吃的时候。他那时在一分区为平西挺进报写点稿子,人家没有钱付他稿费,就拿邮票——晋察冀边区的邮票付给他。
  那时不知是谁发现了,邮票是仅次于晋察冀边区币的纸币,可以代替货币使用,还可以冲抵边区政府的税收,甚至折抵公粮。于是,他们怂恿你父亲多写稿,不是写给一分区的小报,那是白干的,没有稿费一说,而是写给有邮票支付的挺进报。每当手里有了点闲钱——应该是邮票,就会有人自告奋勇去打听今天“肉杠”煮没煮肉锅?
  据说,挺进报编辑部付给你邮票,其实给的是你寄送稿件的邮资。即使在抗战烽火的晋察冀,当年的“民邮”信件也不是免费的,要贴上邮票才行。跟晋察冀货币逐年贬值一样,邮资也从最初的不要钱,到几分钱、几角钱,到一元钱、500元钱,甚至2500元。
  当年杨浩沾了两个光:一是在一分区司令部当参谋,每隔几天就会有武装通信员往返于狼牙山一分区和平西根据地之间,托他们给挺进报编辑部捎个稿件,不是难事;二是杨浩曾任挺进报编辑,出于关照“自己人”,挺进报编辑部付给他的邮资也会多一些。
  至于他们拿到邮票后,是当作邮资还是吃进自己的肚子,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当然,邮票抵钞票使用,是要打折的,八折?七折?我不知道,但这点钱,许多吃一顿是绝不够的,顶多是买一小盆猪下水,每个人分几块解解馋而已。
  你想象一下,那时司令部在周庄,部在岭东村,“肉杠”在南管头村,我没有计算过这几个村子相互间的距离有多远。但为了吃一点荤腥,竟然奔波几里地,在今天听起来是个笑话,但当年可笑不起来,那时的晋察冀八路军真的是苦极了,苦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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