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观察｜《觉醒年代》：呈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向

　　近日，43集党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在央视一套完美收官。开播以来，这部电视剧在网上持续引发讨论，热门片段“陈独秀送儿子留学”等还登上了热搜；在豆瓣上，更是收获了9.1分的高分好评。
　　《觉醒年代》的成功，除了得益于作为建党百年题材的高规格制作，更因其切中了当下泛娱乐化影视的痛点，补足了观众对主流审美的热望。《觉醒年代》以极高的艺术创作水平和颇具技巧性的表现风格，证明了主旋律题材完全能够做到叫好又叫座。
　　每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新文化运动“知识点”，在剧中以巧妙的情节编织自然铺展。比如，为表现鲁迅创作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所引发的风潮，该片设计了北大诸教授传诵小说选段时，喜不自禁的场景。陈独秀一句“豫才（鲁迅）是大才！我要当面亲吻他！”的感叹，逗笑了观众，亦把这种文学带来的鼓舞和兴奋传递给了观众。
　　正如上述场景所展示的，这种三分戏谑、七分激昂的台词在《觉醒年代》中处处可见。不管是陈独秀对“封建主义大家长”角色的调侃，还是对胡适“妻管严”形象的戏谑，《觉醒年代》都为观众呈现了一众鲜活、饱满的历史人物形象。
　　适当的轻喜剧桥段在正剧、史剧中的运用，能够调动观众的情绪，促进其在社交网络等二级传播平台发挥影响力。《觉醒年代》无疑在历史的真实性、主旋律的性和接地气的大众性之间，找到了很好的传播兼容性。
　　在人物关系的演绎中，该剧也没有简单制造“红白脸”的对台戏。比如，片中文化保守派和激进派的争夺，并非绝对的“非黑即白”。保守派林纾虽然痛恨新文化，但是决不肯使用阴险手段对蔡元培进行诬构；留洋派胡适虽然信奉美国模式、趋向温和，但与倡导斗争的陈独秀、李大钊是为挚友；守旧派辜鸿铭虽以新文化为耻，但对于鼓励新文化的蔡元培之家国情怀敬佩至极……
　　戏中呈现的人物形象，不是脸谱化的，而是丰满鲜活的；呈现的人物关系，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多元互动的。这正是本片的可贵、进步之处。
　　在镜头表达上，《觉醒年代》的编导团队采用了虚实结合的创作手法，形成恰到好处的艺术渲染。片中有不少颇具隐喻意味的蒙太奇剪接，或隐喻破败的国民性，或隐喻激昂的斗志，或隐喻青年学子的朝气蓬勃，将浪漫主义的艺术体验努力传递给观众。
　　在情节设置上，该片也是虚实结合，除了国人耳熟能详的“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等大历史情节，片中还有一些出彩的虚构人物，比如因巴黎和会上青岛被强占，留下血书、含恨而终的青年学生郭心刚。这一虚构角色和相关情节，具有极高艺术渲染力，既是悲壮的之缩影，更是对家国之殇的写实表达。
　　应该看到，《觉醒年代》在通过技巧性的艺术处理收获良好观众反响的同时，坚持严谨的史学观念和正确的立场是其底色。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ey）曾对公共史学进行过如下定义，她认为，公共史学是历史学家在学术体制之外，甚至是私有领域中所使用的史学方法。公共史学之目的是引发社会文化大众对历史的兴趣，从而“推动对历史的合作研究与实践”。近些年常见的史剧无疑可以被纳入公共史学的范畴。
　　公共史学所望达成的，并非社会大众对于象牙塔的某种敬仰、敬畏，而是希望向整个社会提供历史认知的增量，尽最大程度拉近公众与学界的距离，填补二者之间的裂痕。
　　从前，人们以为，史学要么是细枝末节的、故纸堆里的、不必知的，要么是宏大叙事的、教条的、没有趣的。而近些年，通过一些优秀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一些历史的细节被补全和还原，不少历史人物变成了鲜活的，有“人味儿”的。
　　正如《觉醒年代》的成功，必然是建立在对于史学的充分尊重上的。《觉醒年代》的成功正说明，公众史学所要达到的“通俗化”，不是“简单化”，反而是通过呈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向，为公众呈现一个个丰满充盈的历史场景，从而传递正确的史观和价值观。
　　《觉醒年代》收官了，而今年的主旋律影视作品还有很多正待与观众见面。《觉醒年代》的成功，昭示着中国正剧、史剧的创作水平正在稳步提升，也为后来者提供参照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