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人“自我反省”

　　影视评论对提高观众影视鉴赏水平和审美能力、繁荣影视创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历经了八十年代短暂的辉煌后，如今它又该如何评说呢？
　　尹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有人说现在的影评家是“变色龙”，这种说法，虽未必恰当，但也多少反映了当今影评的一个特点。人情评论就是其中一种。一部影视作品上市前，把评论家请来开讨论会，其目的就是想听好话，大家心照不宣，真话说不了，不少是违心话，所以，影评不能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批评本身也失去意义。
　　张同道（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副教授）：的确，如今影评圈和创作圈越拉越近。在“红包”的作用下，评论失去个性，成了吹鼓手、啦啦队。但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的影评缺少理论，而盲目引进西方的东西，套用在中国的电影上，缺乏民族特色，这就是中国影评立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我们的一些影评文章表面化、文学化，很难进到本质，分析的大都是和电影不相关的一些内容。
　　张卫（《当代电影》编辑部主任）：从市场角度看，有深度的学术性的影评在当今往往被一些媚俗之类的文章挤占阵地。
　　解玺璋（《北京晚报》记者）：现在，真正愿意写影评的人，确实少多了。我认为首先一点，从媒介上看已没有影评的版面，不少报纸的影评已被花絮、人物所挤掉。二是没有组织，如北京的青年影评协会、工人影评组早已名存实亡，中国电影评论学会连会费都不收，更谈不上活动了。
　　罗艺军（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评论和创作是紧密相连的，创作的繁荣相应会带来评论的繁荣，反之亦然。80年代，电影创作很不错，每年都能生产出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强的电影。电影一出来，马上送到影协请评论家进行学术性评论、写文章，那时，创作人员态度很谦虚，真心想听意见，搞评论的也同样，很认真，有什么讲什么，探讨空气活跃，好电影给予肯定，庸俗的电影给予批评，这样的讨论每年都有二三十次，所以80年代的影评很健康。
　　尹鸿：如今的影视业已纳入市场机制，说好说坏直接影响到票房，所以创作部门较难正视批评，而影视的商业行为也带来了评论的商业化和市俗化。再说，知识分子也不能完全免俗，把搞影评当成一种挣钱行为又有可以理解之处。我认为造成目前影评这种状态的应是经济上的原因。
　　解玺璋：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影评没有市场需要。影评往往是热爱电影的人写的，看的也是圈子里的人，说白了就是自己写自己看，和老百姓发生不了关联。老百姓不爱看影评，也看不懂，影评的话语特专业，什么“碎片”、“解构”等。另外，影评在80年代、50年代甚至30年代都曾火热过，该说的话当年都说过，提出的问题也一直在提，这么多年过去，仿佛依然如故，所以旧话老说没有意义。
　　张同道：目前我国影评离大众越来越远。要想改变目前的这种局面，我认为必须从影评人自身做起，批评家必须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开座谈会时要把腰板挺直，别拿人家红包，你吃了拿了怎么能说得出真话？另外，炒作归炒作，评论归评论，莫把评论当炒作。
　　目前评论界新生代的评论家出不来，而中青年评论家又大多转向，目前搞评论的实际上多为一些退休在家的老年人。所以，中国的影评要挽回昔日辉煌，必须建立一支职业批评队伍，要有几个专职评论栏目。你评论不讲真话也会影响报纸的权威性，彼此有个约束，而评论的权威和报纸的权威又会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这样，便形成一种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