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见证：文化40年”跨年直播公开课 全文（上）发布！（后附视频）

　　从40年前的首届高考、凭票购物到今天的万物互联，从匮乏、单一、模仿到丰裕、多样、创新，我们都是文化发展的见证者。2018年12月31日，范周教授用4个小时的时间带我们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的文化发展之路，近30家网络媒体参与直播。截止到2019年1月14日中午12点，网络直播观看人数达到2200万，目前新浪微博线万。今天，“言之有范”的小编将4个小时的公开课全文（上）整理发布，欢迎大家转发、留言。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2019年了，我生平第一次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讲台上跟大家一起上课。20年前，我在家乡大连的一个体育场里曾经上过一次8000人的课，所以当有一年看到《中国合伙人》的时候，我仿佛找到了自己的身影。但今天晚上不一样，因为我们在这堂课上要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的文化问题，我的心里压力特别大，而且今天是直播的公开课，所以我恳请大家对我课堂中讲到的问题，不管是觉得不完整，还是有不同意见，都尽管提出来，不要有任何压力。要知道截止到今天晚上8点，共有3382万人在这十天中一直关注今天晚上的讲课内容（小编注：截止到目前，新浪微博线万），所以，向你们、向他们，表示敬意！
　　要上好这样一堂社会公开课，我们和校宣传部、电视台一起合作，没有向学校申请资金。得知这个消息后，很多企业、毕业生、校友和朋友们说，范老师你安心备课，这些琐碎的事情我们来做。这些企业的名字都在大屏幕上，我就不一一念了，为他们慷慨解囊支持这堂面向全社会的公开课表示感谢！
　　今天晚上在我上这堂课的时候，有30多个省市的官网和直播平台转播。我讲的内容在课程结束之后，会加上大家的弹幕一起发布，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观点，可以发送在直播的弹幕上，我们一起来完成对改革开放40年的回顾。
　　谈到改革开放这40年，一下子把时光拉回了1978年。而1978年对于我来说，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恢复高考。一个小时以前，习总在向全国人民致以2019年新年致词的时候说，“今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大多已经退休，大批‘00后’进入高校校园。”我就是总说的即将退休的那一批大学生。回顾这40年，一定绕不开77、78年的高考。
　　记得1977年从广播里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正在大连附近的一个农村当知青，同时又接到了另外一个好消息，爸爸的战友在一个县里面做武装部的负责人，答应我可以到部队去当兵，那一年我18岁。我当时就做好了随时随地到部队当兵的准备，因为父亲是军人，对于这样的选择家里面都很支持。但就在这时，我突然接到了一封信，信上我中学的班主任对我说：“范周，我们班如果有一个人能考上大学，一定是你”，其实不一定是我，她主要是鼓励我。老师说：“你一定要去试一下，你如果不去，你就不要再回来见我，我也不认你这个学生了。”
　　我收到信后很矛盾，因为去当兵只要办完手续就可以了，但是上大学要考，这期间很多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不需要考，只要有推荐就可以了，而我们需要真正的考试。我当时想，如果我不去考大学是什么下场呢？老师说：“我就不认你了”。很多人写回忆文章说当时满怀理想走进考场，我当时去高考并不是因为满怀理想，而是害怕不去考试老师就不认我了，所以犹豫再三最终决定去考大学了。
　　我从下乡的县里中学借了一套中学教材，记得教材封面印有“最高指示”或“毛主席语录”的字样。但当第二天早上我再看教材的时候，发现第一本书《语文》就不见了，后来我在青年点的厕所里发现了这本书。我1977年下乡的时候，青年点已经有五届知青了，还没有回城在当农民，所以我非常理解他们。
　　于是从第二天早上起，我把每天要复习的书撕下20页，看完背完立刻撕毁，并告诉自己，如果背不下来，这些知识就再也没有机会知道了。高考临近的时候，我把几本书都撕完了。我告诉自己，一共复习了不到两个月，能记多少算多少。后来我回了一趟大连老家，准备了一些东西回来参加高考。
　　高考的前一天傍晚，我坐了4个半小时的绿皮火车去到下乡的那个镇。我在火车上发现外面下起了大雨，而我下了火车以后要走将近一个小时的夜路才能到青年点，怎么办？我对面坐着一个长者，他看着我拿的东西，问我说：“你要高考吗？”我说对，他接着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我告诉他后，他说：“我就是这个学校的老师。”我感到怀疑，老师不在学校待着，来这里干吗？他说：“我来这个农场当农民。”我当时怀疑，肯定是坏人。
　　外面下着瓢泼大雨，他说：“你今天回到青年点，肯定淋透了。你要放心，就跟着我去。”我讲到我的班主任，他说：“我是他的语文组组长。”我觉得有点靠谱，于是就跟他下车，两个人披一条麻袋，到了镇中学旁边的果树农场。晚上，他跟我挤在一个炕上。半夜醒来，另外一位老人也回来了。两位老先生捧着从城里买来的《唐诗选》（上下集）爱不释手，就着微弱的灯光一首一首地看、写。我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还听到一句话，“巴山夜雨涨秋池”。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看到桌子上有一个纸条：“饭，放在锅里，你吃完饭抓紧时间去考场。”这天雨过天晴，那个情形我一生难忘。后来成绩出来了，我到青年点办完所有的手续再去找他们时，两个人都不在了。后来我知道两个人都是“”，被下放到农村中学里劳动改造了十几年。
　　从下乡知青到大学生，一个19岁的青春少年，真的不知道这些事情背后意味着什么。因此我要特别感谢我当年的中学班主任老师和她的那封信！正如梁斌在《红旗谱》中写的那样，“人生有时就是那么关键几步。”
　　在这个时期，有成千上万个和我一样的知识青年。1977、1978年的高考报考总人数超过1100万人，最终只录取了62.7万人。和今天82.1%左右的高考录取率相比，当时的录取率还不到10%，真有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感觉。
　　恢复高考后的这一批大学生，有农民出身的，有从部队里出来的，还有极少数中学毕业直接高考进了大学的，各种各样的人在一起，组成了一道特殊的景观。
　　PPT展示的照片里，中间长得比较小的就是我，旁边是我们班级的体委老胡，好像是一个部队的营职干部；另外一个是老韩，已经在工厂里工作了8年；旁边两个小妹妹，一个是新疆的维族同学，另一个中学刚毕业就跟我们一起上了大学。为了备好这堂课，我终于把这张照片找到了。看了这张照片，我不禁感慨万千，我也曾经年轻过。在当年的岁月里，夫妻同校、师生同班、父子一起上学，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这样的过程中，我自己也遇到了一个人生中很尴尬的事。我大学毕业后在电大当老师，在第一堂课点名的时候，居然发现了这些学生里有一位是我的小学老师。从1976到1978年，人们的学习状况异常复杂，往往40多岁的人可能刚上大学，而20多岁的学刚毕业可能就变成了老师。但是这种特殊环境对人们的、对我们的影响，我至今都没有忘。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就像苍蝇碰到了玻璃上，只有光明，没有前途。其实我们心中在思考着很多问题，当时有一个词叫为了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观、每一个人的思想深处，都想了很多很多问题。大学毕业以后，当我们这些人走上了工作岗位，面临许多困难的时候，想想我们当年高考前的那些蹉跎岁月，那些困难就不叫什么困难。
　　四年的读书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如饥似渴。阅览室开放前，外面总是有黑压压的学生在等开门；熄灯时间一到，值班的学生会干部催各宿舍熄灯是每天的常态。我的大学四年是完完整整浸泡在图书馆和教室里的四年，每天早出晚归、没有午休。为了看到一些不好借阅的书，就开始主动给图书馆老师干活儿，换取中午能多看一会儿书的机会。
　　有了这样一场高考的经历，我和所有的人在这40年当中就开始见证着接下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一同回忆2018年之前的40年，从1978年开始。
　　刚才的视频带我们回顾了从1978年到1987年间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在这些文化现象当中，有一个背景大家应该知道，那就是这个时期我们国家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经济还很脆弱。我查阅了一些资料，1978年我国的GDP是3678.7亿元人民币，美国在当时是我们的15.7倍，可是我们的人口又是美国的3倍。
　　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所以我们才看到了什么东西都要票的现象。如PPT里的照片展示的那样，粮票、布票、肉票，今天这些已经进入博物馆的老物件，是那个时候老百姓离不开的生活票据。因为要按计划供应，才能人人都有一点这样的物资，所以很多人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吃饱饭，吃上饺子。
　　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一个月的粮票只有17斤是细粮，就是大米和白面，剩下的都是窝窝头、高粱米，肉是非常稀罕才能见到的。有一次我打饭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是我中学隔壁班的同学，我就赶紧换了一个地方排队。排到他眼前的时候，他在打菜，看了我一眼，把一片肉捞上来放在我的碗里，一句话没说，我们两个人眼神一对，撤！吃饭的时候没有桌子，大家端着饭盆溜达着吃，我真怕这块肉被别人给吃了，可后来还是不小心被我同学把那片肉给吃了。但是从此以后，我就知道了，每天打菜的时候，一定要排这一队，因为可能有肉。后来很多年过去了，在中学毕业30年聚会上，他说：“老范，你欠了我多少肉你知道吗？”我说：“不就是每次一片吗？”他说：“那个年代一片意味着什么呢？是要了命的事。”
　　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经济条件是如此之差，1978年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平均下来超过60%，相当于你挣100块钱，要用超过60块钱满足全家人吃饭。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人的工资收入很微薄，要用这点钱去解决所有生活上精神上的需求。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月工资是46块钱，转正了是56块钱。只有少数人可以涨工资，涨一级7块钱，拿到很高很高的工资的时候，才是80、90块钱。
　　在这样一个刚刚结束、许多认识还没有解决的时候，物质上当然很匮乏，房子就别想了，一个人平均的住房面积是3.6平米，一张床都放不下。所以，中国经历了这样一段经济相对落后正在逐渐复苏的时候，人们在不断地思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想到怎么样能让经济快速发展。可是当时有“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没有可能发生改变？
　　1977年在南京一家医院的走廊里，陪着妻子住院的学中年教师胡福明借着医院走廊的灯光，酝酿出了一篇文章，他将这篇文章投稿给《光明日报》。经过反复思考、讨论，《光明日报》决定把这篇文章登出来，这就是那篇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天我们讲这句话可能没有感觉，可是当年就意味着要把伟大领袖讲的话用实践来证明究竟是对还是错。
　　1978年的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同志在会上有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他在讲话当中第一个观点就说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还特别讲了一句，“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引发全场知识分子的热烈鼓掌。从“臭老九”到“工人阶级一部分”，知识分子终于开始被当做是真正的人来看待了。你们上网一查就知道“臭老九”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元代对社会的划分，从官员到官吏到各种各样的十个阶层，第八个阶层是娼妓，第九个阶层是读书人。在元代对读书人的不重视，有人把他引用到时期读书人的社会地位。
　　有人统计，同志一个多小时的讲线次热烈的掌声打断，经久不息。正是因为这样一句话，中央这样的一个决定，人们才感觉到科学的春天来了。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人们开始思考，开始思考我们该怎么办？开始越来越强烈地呼唤：我们一定要进行改革。同志也深刻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在这样的背景下，所有的领域都要进行改革，于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就像习总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讲的那样，“建立中国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其实，大到一个国家，小到每个人，我们所有的发展都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结束了，人们开始反思了，对当中出现的所有问题、留下的伤痕我们要一一梳理。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多年里，很多事情都是在肃清流毒、肃清影响当中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的。很多人写了文艺作品，其中有一个人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叫徐迟。他写了一个很重要的报告文学，叫《哥德猜想》。写的是一个数学家陈景润，生活高度不能自理，一心一意为了数学的事业穷尽一生，在做哥德猜想的研究。这个报告文学最早发表《人民文学》上，当时的《光明日报》只有4个版，却用了两个半版面的篇幅把这篇报告文学全文刊登转载，而且报纸出来被人们抢购一空，为什么？因为这篇报告文学告诉了我们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党、我们的社会在对他进行重新评估。
　　当时还有一个青年作家叫卢新华，写了一篇小说《伤痕》，后来这个时期的很多作品在文学史上都叫做“伤痕文学”。同一时期北京有一个中学老师叫刘心武，写的小说的名字大家知道吗？——《班主任》，都反映了这个时期人们的反思。这一时期还有像《灵与肉》《枫叶红了的时候》等很多小说，《牧马人》《苦恼人的笑》《人到中年》等这样反思性的电影，正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在每个领域都开始反思。
　　这个时候，以罗中立的《父亲》、高小华的《为什么》为代表的“伤痕美术”也流行开来，不少作品开始由当年的脸谱化向人性化、平民化、生活化转变，从英雄主义转向悲情的现实主义，从塑造英雄逐渐转向对普通人生活的描绘，一个时代就这样开启了自己反思的篇章，这是对人性的赞美和对人性的拷问。关于生活的变迁也是这个时期的许多文艺家、美术家、音乐家共同思考的主题。
　　这个时期在诗歌上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现象叫做“朦胧诗”，当时出现了很多有名的诗人，包括舒婷、顾城、海子、江河等，他们在朦胧诗中呐喊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这个时期顾城在1979年北京写的《一代人》正是抒发了这样一种心情。在这之后，许多的朦胧派诗人都留下了让我们难忘的诗句，这标志着中国朦胧诗的崛起和发展，这些诗人也成为了当时80年代中后期许多青年人心目当中的偶像。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热席卷中国以后，短短几年，先后复刊、创刊且有全国影响的期刊就有《人民文学》《收获》《诗刊》《读者文摘》等数十家，省级以上期刊超过200种。《人民文学》《收获》这些纯文学期刊，都达到了百万份的发行量，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接下来思想解放还进一步深化到音乐领域当中。当时人们对流行音乐总体上是不能接受甚至是排斥的，认为流行歌曲只能表达小情小调，根本无法表达有内涵的大主题。有关部门甚至硬性规定：“三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
　　1986年5月9日，韦唯、程琳、付笛声、蔡国庆等百位歌手穿着夹克、牛仔裤，在北京工体同台唱起了郭峰创作的《让世界充满爱》，打破了“三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的规定。所以，从那天开始，从工体那场演唱会开始，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在整个后期不断地进行思想解放、挣脱枷锁。莎士比亚曾经有一句话说“黑夜，无论怎样漫长，白昼总会到来”。
　　正是因为这样，这场思想解放表现在所有方面，8亿人民只看8个样板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必须要有各种各样的文艺形式、文艺作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所以在1980年，中断了17年的“百花奖”恢复举办，电影《小花》获得了当年“百花奖”的最佳影片。其中一个女主角是刘晓庆，后来她成为了首届春晚的唯一一个女主持人；另一个女主角陈冲后来到了美国，拍摄了《末代皇帝》，1987年这部由中外联合出品的影片在第60届奥斯卡奖评选中获9项大奖。刘晓庆后来回忆说：“我们这一代电影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出色地完成了新时期电影复兴的任务。我们处在全民看电影的时代：全中国每一个人都看电影。”
　　还有一部经典的电影是1980年拍摄的《庐山恋》，由郭凯敏、张瑜主演。《庐山恋》当时有一个最大的突破——接吻，这一吻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之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史上从未有过的吻。
　　在这个时期我们国家还有一个艺术门类发展得很快，就是动漫。80年代初期有一批在国际上获奖的作品，《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三个和尚》，电影《少林寺》大家更是有印象，电视剧史上第一部长篇电视剧《敌营18年》，《西游记》《红楼梦》，这些文艺作品在压抑了多少年后突然之间迸发出来。
　　而且《西游记》诞生以后长久不衰，五年前我和我的研究生过年，那天晚上我们都换上《西游记》的着装，我还扮演了唐僧，为什么呢？我们感觉到这种难忘的回忆和简单的好玩是两回事。导演杨洁后来总结《西游记》成功的关键时，说了一句话：“因为我们是在搞艺术。”我不是对今天的小鲜肉有想法，因为我也曾经是一块小鲜肉，现在变成老蜡肉了。没有走不下去的路，只有走不下去的人。我们要想搞艺术，必须要脚踏实地。改革开放这时期的电影、电视都在不断发展，而且它的发展速度之快，让我们难以想象。
　　1983年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春晚。当时第一届春晚的场地还不到今天演播室面积的二分之一，只有600平方米。当时只有60个演职人员，200名观众，是今天的三分之一。 而且春晚当时给我们的感觉很奇特，现场直播、有几位主持人、电话点歌，并且李谷一老师连续唱了9首歌曲，这个记录到今天都没有被打破。
　　也就是从1983年春晚开始，诞生了一大批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从《难忘今宵》到《我的中国心》《冬天里的一把火》，人们发现原来歌曲不仅可以站着唱、走着唱，还可以边跳边唱；从小品《吃面条》《羊肉串》到相声《五官争功》《宇宙牌香烟》，这些经典节目让我们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从这之后，看央视春晚和吃饺子、放鞭炮一起成为中国人过年的 “新年俗”。虽然今天可能很多青年人对春晚不感兴趣，但是也请你们不要忘了春晚诞生后的那些年给我们带来的快乐。不是说今天的春晚不好，春晚的收视率高、有人看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现在已经是改革开放40年了，我们需要消费的多元化、艺术的多元化。
　　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个领域开始复苏，就是广告。1979年1月4日，为了解决报社内的经济条件，天津日报率先刊发了一条天津牙膏广告。当时的广告，还不敢放的太大，只能排在了第三版最底下一个角落。“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香港《大公报》这样评论说：“广告的出现犹如一声长笛，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巨轮开始起航。”
　　这个时候有个人就坐不住了，他说既然可以打广告，我为什么不能给自己打个广告呢？他思考了半天，就给自己打了一个广告，他的名字叫丁乃钧，是刚刚平反的“”，在教师进修学院当数学老师，当时他已经40岁了，还没有结婚。最大愿望就是找个终身伴侣，于是就决定给《人民日报》的编辑写信，希望能为他登一则征婚广告。这可给《人民日报》出了个难题。《人民日报》的编辑们经过讨论，认为应该支持征婚这件“新生事物”。于是就把广告登在人民日报社旗下刚创办不久的《市场报》一个不太醒目的位置上。
　　“求婚人丁乃钧，男，未婚，四十岁，身高1米7。曾被错划为，已纠正。现在四川江津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任数学教师，月薪四十三元五角。请应求者来函联系和附一张近影。”
　　从这以后，“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的燕舞收录机，“两片”史可肠虫清，“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来福灵农药等这些改革开放初期的广告案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
　　历史不断地向前发展，人们的穿戴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是黑黄灰，现在出现了喇叭裤、太阳镜、花格子衬衫。除了穿戴变化之外，人们还在向国外影片学习。当时有一部日本进口电影《追捕》，女主人公真尤美、男主人公高仓健。后来这部电影公映以后，后来高仓健扮演的杜丘的风衣就变成了时髦的风衣，还有当时《排球女将》中小鹿纯子的排球装、《血疑》中的“幸子衫”、以及“光夫衫”“大岛茂包”等等都成为大家追求的时尚产品。
　　这时候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香港电视剧《上海滩》。我一讲到这儿就想哭，因为当时我们楼里就一部电视，楼里40多个人都去看。当时我们家里没有电视，又着急想看，我跟我老婆说：“咱们刚结婚，要有点品位，我们俩去背唐诗。”第一天晚上不错，我们每人背了两首，第二天晚上就背不下去了，脑海当中始终是《上海滩》的主题曲。我想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大学老师，怎么我们家没有电视呢？于是天一亮我就跑去商店，问什么电视最便宜？一问是泰山牌，要320块钱。但是我一掏兜一共就100多块钱，我转来转去，最后和朋友借钱买回了电视机。
　　拿走电视以后我一想不行，咱们是学中文的，学过美学，电视直接拿回家怎么可以？于是就到农贸市场买了一个电视机罩。我家第一个电视机罩是在泰山牌电视机上，上面写着“上海”。我想我家终于有电视了，是这个楼里第二家。夫人下班以后就忙着做饭，看我不动，说：“你干嘛啊？”我说“你看咱们家有什么变化吗？”她说：“没有。”我说：“你往那边看。”激动心情可以想象到，她一看，说：“你买了电视？”经过初步审查，搞清事实了就很高兴。我们把电视打开、把门窗打开了，让这个楼里另一半人到我家里来看《上海滩》。这是我平生家里面的第一件电器，另外一件不算，是手电。那种对文化消费的渴望与文化产品的匮乏，从硬件到软件，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
　　改革开放初期，广州东方宾馆开设了国内第一家音乐茶座，外商吃饭出差居然敢拿五块钱点歌，那时候五块钱是工资的10%，相当于你今天下了课拿工资的10%到旁边去点一首歌，这种现象后来被定位叫“中国文化产业的早期萌芽典型案例”。除了茶座外，广州各式各样新兴的娱乐潮流遍地开花，卡拉OK、游乐场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同一时期，北京也没闲着。在大栅栏，有一个街道干部尹盛喜下海了，他干了一件事全北京人都知道——卖大碗茶。他第一天卖了多少呢？3000多碗，赚了60.08元，日后就诞生了北京的老舍茶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开始想到的是一些公共空间怎么样能够为老百姓解决文化需求和文化服务，后来的三里屯的酒吧，还有保龄球馆、迪斯科舞厅都成为大家消费、向往的地方。
　　说到那个年代，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娱乐现象就是交际舞。舞厅的出现带来了交际舞的管理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也使得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于是在1980年，政府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要求“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禁止聚众跳交际舞”,有严重者还被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
　　直到1986年，交际舞才开始被解禁。1987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第一次明确肯定了“举办营业性舞会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一种客观需求”。值得一提的是，舞会同时被赋予了婚介的功能。
　　今天跳舞的中老年人一想起当年跳贴面舞的危险性就有点紧张。你没发现这个年龄的人特别愿意跳广场舞吗？可能都是以前留下的“病根儿”，有机会让自己跳个舞，让自己放松，多么好。但是广场舞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噪音扰民等社会问题。2015年1月31日，针对这个社会问题我在微信公众号“言之有范”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广场舞究竟惹了谁》的文章，随后这篇文章被纳入文化部《文化舆情专报》，得到文化部领导的高度认可，国务院领导做出重要批示。
　　所以我就从写文章的人变成了参与文件起草的人，2015年那一年，我走到哪里都问：“你们这里有广场舞吗？”就这样我看了四十几个城市的广场舞，看完以后参与了广场舞相关文件的起草。大妈跳舞的时候不会知道还有一个大爷，对跳舞的事这么关注。2015年9月，文化部、体育总局、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提出要积极促进和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的开展。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异常艰难，关键就是思想解放能不能真正地与改革开放同步进行。只能疏导，而不能强行去堵。
　　从1978年到1987年，十年过去了，中国的GDP翻了四番，吃穿、生活等各个方面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思想的反思，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抓住了机遇，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开始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广播电视收音机越来越成为生活的必需品。在这十年里，全国各类杂志出版从7.6亿册发展为26.4亿册，电视台从32个发展为365个，这一切都说明整个社会在发生剧变。那么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时光的列车来到1988年，转眼改革开放已经十年，用同志的话来讲，“这十年应该说是很成功的，它使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台阶”。但也正是快速发展的时候，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当时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行，社会流通领域出现了十分混乱的局面，物价飞涨，社会经济秩序出现了问题。我记得当时有位管理物价的人曾说，1斤装茅台酒从每瓶20块涨到300多块，中华烟从每包1.8元涨到十几块钱。
　　1988、1989连着两年，CPI的涨幅都高于18%，今天我们的CPI涨幅一般控制在2%、3%左右，到4%、5%的时候就出现警报了。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们政府采取了紧缩性政策，但这也导致经济的大幅度“跳水”。1988年GDP增长率是11.23%，1989年降为4.1%，1990年下降到了3.84%。还有东欧、前苏联的剧变，一时间国际国内的矛盾交织在一起。
　　但同志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管遇到什么暂时的麻烦，都不会改变。”我们党坚持了改革开放坚决不动摇的精神，正是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才使得我们的改革沿着一条正确的路线走到今天。
　　1992年，同志南巡讲话后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发展才是硬道理。1992年，我们的GDP快速发展到2.72万亿元， GDP排名一下子跻身世界前十。到1997年，我们GDP接近8万亿元，人均GDP达到6000多元，与1988年相比，增长了近五倍。经济在发展，人民对文化生活也更加渴望。
　　这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外资进入中国了。我记得1990年，有家外企进来了，时间是10月8号，在中国人看来应该是个吉祥的日子。这个企业就是麦当劳。餐厅在深圳开业的第一个周末就创下了全球麦当劳单店单天营业额的最高纪录——46万元。麦当劳是什么？在美国，就相当于“家庭厨房”，很便宜的，但对中国人来说，这简直是个新鲜事儿。男女老少都像过年一样，打扮得漂漂亮亮去麦当劳潇洒一下。先把芝士吃了，再把牛肉饼吃了，生菜吃了，最后把两片面包一合，就着可乐吃完。你们是不是完全不能想象这种场景？
　　还有很多白领，带客人去麦当劳谈生意，为什么？因为麦当劳有空调、有干净的厕所，一袋薯条可以配6包蕃茄酱，你就算在那里谈4个小时，也不会被撵走。也有企业去麦当劳开会，也不会被轰走，对麦当劳来说，它觉得有人来消费那就是好事儿。这种快餐“慢吃”的高雅、格调、品味，折射出人们的观念变化，他们开始追求新潮、时尚，对享受型消费的那种渴望越来越强烈了。
　　当时，还有一个很有时代特色的案例就是在人多的地方打手机。把一斤重的大哥大从皮包里拿出来，拉出长长的天线，专找人多的地方拨号，接通以后，在人群里喊上一句：“喂，朱总吗？朱总吗！我，范周啊，传媒大学的！听不清？好！我再说一遍！是我，范周！”其实早听清楚了，我甚至都怀疑电话那头没有人。那吆喝啥呢，其实就是告诉周围的人，我有大哥大，老神气了。
　　当年大哥大多少钱？有大哥大是个什么概念？价格在两万块左右，加上上号费、入网费、安装费等各种费，得两万七。这一年咱小老百姓的工资又是多少钱呢？2711块。可是大哥大在黑市炒到5万元一台，还是被抢购。那时候我没有大哥大，想拿一下别人的看看，人家都说别碰。当年用大哥大的“土豪”们根本无法想象，今天大家随便就把手机从兜里掏出来了，屏碎了索性换个新的，手机就是个必需品、日用品。但那时的大哥大，也确实把中国人的生活引向一个新境界，反映了人们的消费需求。
　　在人们享受物质的丰富时，潜藏在心底的精神渴望也开始萌发了。很多人买不起大哥大，就想办法买书、读小说、读诗歌，各种文化产品开始集中出现。
　　这时候，有种文化产品是老百姓们特别喜欢的，那就是评书。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让半导体收音机一下子卖空了。田连元的长篇评书《杨家将》也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发了一股评书热。有一档央台的节目叫《电视书场》，在此基础上很多地方台也有了评书节目。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断古论今……”在《电视书场》上，“评书四大家”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袁阔成等都在这里说过书。单田芳的《三侠五义》《白眉大侠》、刘兰芳的《岳飞传》《红楼梦》、田连元的《杨家将》《海瑞传奇》、袁阔成的《三国演义》《水浒外传》等，成为那时人们的集体记忆。甚至交通事故都变少了，小偷也变少了，据说都去家里听评书了。
　　后来，《电视书场》停播了，袁阔成、单田芳先生也离开了，去遥远的地方说书了。这些艺术家的离去，让我们觉得十分难过，一个评书时代就这样结束了。”他们所说的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们这一代的听书人老去了，而新一代的求知者们正在站起来。
　　当时还有一个栏目非常有意思，叫《曲苑杂谈》。当时还没有今天这么火的郭德纲，他说我一生的梦想就是想上曲苑杂谈，我说今天有这个节目，他都不一定有时间去，因为他今天太忙了、太火了、档期太满了。不过这也能说明当时说书的艺术对人们的影响之大。
　　除了这些，还有一些植根在老百姓生活中的东西，最容易让我们记住的，就是歌曲。改革开放40年的时光不算久远，但见证着这40年发展的优秀歌曲却是唱之不尽。所以我想接下来，大家多一点互动，咱们今天是上课，学生当然要和老师一起回忆一些经典的作品，一起去感受那个时代的文化艺术。
　　接下来我想和这位同学交流一下。还记得当时有首歌叫《黄土高坡》，你想和朋友们一起唱唱嘛？大家给点节奏，给点掌声好吗？（小编注：音乐一起，观众们瞬间兴奋…）
　　我记得还有个年轻的歌手，就是吹小螺号的，不对，就是唱《小螺号》的那个小姑娘，长大了，在春晚唱了一首《信天游》。还有胡月的《走西口》，那英的《山沟沟》，这些西北风的歌曲，表达了人们那种压抑了很久、对精神文化产品的渴求。
　　90年代，除了民族音乐以外，国内还迅速涌现了一大批摇滚乐队，包括“唐朝”“黑豹”“指南针”“呼吸”“超载”等等，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都很有影响力。我听说当时黑豹乐队发了张专辑，就叫《黑豹》，发行量竟然达到了150万，这让黑豹成了“中国乐队世界销售量最高的摇滚乐队”，简直是不得了的事情。
　　1994年底，张楚与窦唯、、唐朝乐队在香港的“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一时间引起轰动，“魔岩三杰”开启了中国摇滚的鼎盛时代。
　　也是在这时，港台通俗歌曲传入内地了。不仅传来了邓丽君的《甜蜜蜜》《我只在乎你》，还有的校园民谣。之后校园歌曲流行起来，还在清华大学念书的高晓松写：“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将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当时的高晓松真浪漫，现在他恐怕没时间再去思考这些问题啦。
　　当时还有好多校园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爸爸的草鞋》《秋意上心头》《思念总在分手后》，实在是太多了。这首就是《外婆的澎湖湾》，乐队，起！（小编注：范老师化身现场大合唱的指挥）
　　就在去年，我给来参访团上课，惊喜地发现名单里有一个熟悉的名字：叶佳修，他就是《外婆的澎湖湾》的创作者。
　　这些美丽清新的校园歌曲，代表着那一代人的青春怀恋。你们的爸爸妈妈或许就是唱着这些歌，开启了自己人生的爱情故事，成果就是现在的90后、00后。
　　这个时代让我们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在此过程中，随着电视机“飞入寻常百姓家”，港台明星一时间“霸屏”了。齐秦、童安格、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李克勤，他们的影响力都很大。
　　我还记得1988年邓丽君的经纪人制作了一档节目叫《青春大对抗》。他找了3个女孩，搞了一个“小猫队”，没火，后来又换了三个男孩，组了“小虎队”，火得一塌糊涂。特别是吴奇隆，在《今天有我》节目中首演《青苹果乐园》时，他的后空翻一下子引爆了全场。
　　那时香港的四大天王也来到我们身边。1993年张学友的《吻别》一下子卖了400万张，1995到1996年，他一共举办了100场世界巡回演唱会，平均3天多一场，总观众人数达200万人次。各式各样的明星周边产品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并热销，唱片，磁带、海报、贴纸都是抢手货。的年轻人知道了什么叫“追星”，第一次感受到了港台流行文化对生活造成的强大冲击。
　　90年代以后内地开始施行“歌手签约制”，很多的歌手被精心包装和打造。“94新生代”——杨钰莹、甘萍、李春波、陈红、谢东、孙悦等一批人，这些名字，对于90后、00后来说，也许完全没概念，但对于70后、80后而言，他们可是青春时期的超级偶像。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偶像，而这个偶像的内涵都是不尽相同的，你不要觉得你有偶像，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偶像。这些歌曲的出现，对于我们市场最大的影响，就是让人们始终对领袖、对英雄、对高大上的崇拜，对、科技的崇拜回到了大地和民间，人们对通俗文化的发展、对大众文化的发展，开始有了新的认识。物质消费、文化消费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慢慢融为一体。
　　1988年，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凭借《红高粱》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人首次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获得的最高奖，第五代导演正式进入创作的巅峰时期。之后张艺谋执导的《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两度荣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荣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第五代导演包揽了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完成了华语影坛一大壮举。陈凯歌在戛纳领奖时，侯孝贤激动地说：“中国电影就像春天的节气一样，就要百花齐放了。”
　　在改革开放当中，电影产业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和变化，冯小刚完成了贺岁片的重要过渡。他的《甲方乙方》卖了三千五百万元的票房。此后20年里，他又陆续拍摄了11部贺岁档影片。正如《甲方乙方》最后说的那样，“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那个充满想象力、真诚而又质朴的年代，也是中国电影的黄金年代。
　　这一时期，人们由最初对文化产品相对“被动”的选择，逐渐培养起自己的审美心理和艺术偏好，也正是文化产品的逐渐丰富，为后来消费者身份的转变悄悄埋下了伏笔。
　　90年代，电视的功能发生了转变，见证了大众文化的流行。我们率先看到了早期第一部伦理电视剧《渴望》。
　　当时流行一个说法，“举国皆哀刘慧芳，举国皆骂王沪生，举国皆叹宋大成”，人们完全入戏了。七八年后我到国外去，一个宴会中，一个会说中文的东南亚的外国人，突然间问我，他说：“范教授，宋大成最近在干什么？”我说：“宋大成什么单位的？”他说：“《渴望》啊。”我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电视剧的男主人公。
　　如今，老一辈的影人逐渐淡出大众视野，我不禁想到，在改革开放40年表彰的100人中的李雪健老师，这才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楷模。他演过、他演过焦裕禄，他演的每一个角色，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应该给李雪健老师一点掌声，向他致敬！
　　后来到了90年代，综艺节目出现了。中央电视台最有名的节目是《综艺大观》，被观众们叫做“小”，创下了高达18%的收视率纪录。后来又出现了《正大综艺》，以及地方台播出的《快乐大本营》，不久以后全国各地电视台出现了近百档类似的娱乐栏目。
　　这时的综艺节目以一种游戏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姿态走进我们身边，让我们不再板着面孔去看文艺节目，而是在娱乐节目中感受生活的快乐。
　　这时，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诗意的年代一去不回，但诗人们留下的作品让我们难忘，影响了几代人。小说的创作也开始迸发。1988年，四部小说被搬上大银幕，《浮出海面》《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橡皮人》《顽主》这一年也因此被文学界、影视界、评论界称为“王朔年”。跑了多年龙套的葛优也因为《顽主》红了。一时间，王朔的作品成了我们研究生同学之间热议的线期选载了刘震云的《新兵连》；贾平凹《浮躁》获奖，震动文坛；苏童出版小说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奠定了先锋派的地位；余华《现实一种》和《世事如烟》接连发表。经历时间沉淀的作家们真的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经典。
　　很多人在阅读的同时思考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新世界的无限向往，使得各个出版社的海外的作品，那些翻译到中国来的汉译作品风靡一时。“走向未来”、“走向世界”、“汉译世界名著”是当时青年的必读书目；《随想录》《傅雷家书》《第三次浪潮》《万历十五年》《美的历程》都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一个向来少有人问津的诗人，在《读者》杂志卷首发表诗作《热爱生命》。没想到短短两年后，他竟成了全民偶像。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对，这就是诗人汪国真，他写了许多这种类型的诗，他的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出版后好评如潮，红遍了大江南北。据说他的读者80%都是高中生与大学生。
　　许多年后，在浙江台州广电总台的一个活动中，我与诗人汪国真一同作为嘉宾颁奖，后又一起回到住地吃夜宵。我顺囗背了几句他的诗，他笑了笑。我说：“你能不能来传媒大学给同学们讲讲你的诗？”他问：“会有人听吗？”我说：“一定有。”他爽快地答应了。后来因为各种阴差阳错，他没有来成。再后来，汪国线年，汪老师走了，我写了一篇长微博，纪念这位和我擦肩而过的诗人。他走了，他把诗和背影永远地留给了世界。
　　80年代的文学热，给我们带来的可以回忆的东西太多了，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上都突破了传统，滋养了一代人的精神与思想的成长。而到了90年代，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人们对情怀、理想的追求发生了矛盾，于是文艺作品有时候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与通俗、流行的大众文化联手。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西方文化思想的传播，消费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而是向精神文化转移，引领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回顾这十年的发展历程，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这十年间，GDP由1.52万亿元增长至7.97万亿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由1589元增长至7359，涨幅接近5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也由年均不到100元明显增加到近480元。人们在物质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的同时，也开始解放思想，渴盼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这十年间，国内电影全年总票房首次突破10亿元；全国出版社超过550家，图书出版超过70亿册……
　　至此，改革开放已经走过风风雨雨20年。2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巨大的，是有目共睹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就没有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丰裕，就没有实现文化自信的坚实保障，也就没有中国今天在世界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互联网的大幕徐徐拉开，当现代科学技术开始渗透至生活的方方面面，改革开放的下一个十年，下一个二十年，我国的文化发展又将迎来什么样新的春天？
　　每年12月31日的跨年，已经成为对一个年度的纪念。今天的跨年直播，仿佛时光隧道，把我们带回了那一个个动人的瞬间。改革开放40周年，变革的点点滴滴，在文化方面的呈现早就成为我们这代人最热乎最直接的回忆了。感谢范老师，让我们梦想成真，让我们在一次有料有内涵的直播公开课中感受年代的温度。期待下一年！
　　王国平：《40年，哥德猜想仍令人念念不忘》，光明日报，201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