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评论新生态论坛举办：影评真能影响票房吗？

　　对于影评人而言，如何看待“烂片”似乎是永远绕不过去的话题。戴锦华表示，她心目中的“烂片”有两种，一种是纯粹基于个人趣味的烂片，比如《归来》；一种是绝对意义上的烂片，在工业、制作、电影语言或是基本的趣味上有错误。而前一种有时候可以作为文化标本，去观察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现实，这也很有趣。
　　石川对戴锦华的观点表示同意，并指出目前一些比较猎奇、、暴力的网络大电影正是这样的样本：“媒体上多是探讨网大产业。但是我也觉得它可以作为一种文化样本，解剖民间。它触及了很多社会禁忌话题。因为受到限制少，所以禁忌触及深入。这正是媒体力所不及的地方，所以它提供了这样一个渠道。”
　　乔奕思进一步指出，其实最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制作不错，故事讲得也好，但是根本价值观是错的作品：“这是‘披着羊皮的狼’，是最不容易找出来的，不知不觉之中就接受了它的价值观。”
　　而刚刚在“微博之夜”拿到“最具人气影评人奖”的桃桃林林却毫不掩饰自己爱看烂片的“恶趣味”：“我也接触过很多拍很粗糙的电影的人，他们没有耻辱感，赚了钱出了名就行，周围的人都在夸他，他听不到负面的声音，我的快感就在于帮他们找到耻辱感。”
　　桃桃林林认为，个体对票房的影响很难估算和量化。只能在个体的平台和话语权存在的前提下，带动更多人去关注和评价，形成正面或负面的评论效应，那时才会对影片票房第二阶段的票房产生影响。“很多好片子票房会持续平稳，很多烂片子因为有明星第一周大家都去看，第二周一下子就掉下来，它是一种持续的东西”
　　Magasa还指出， 对于很大的商业片的话，单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评论不会对其票房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小成本的艺术电影：“如果没有人为它讲话它的票房可能只有三十万，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来表达，让几十万人看到，那么可能给它增加30万到50万的票房，好像是翻了一倍，但从绝对的量上还是很小的。所以对艺术电影会有那么一点点影响，因为它本来的基数就不大。”
　　来自电影资料馆的著名影评人“奇爱博士”沙丹曾表示过这样的困惑：总是在新媒体上写一些很“逗比”的文章，导致自己再去写严肃的东西时候不知道怎么写了。新媒体的出现影评人对写作风格的影响确实不容小觑。
　　桃桃林林表明，在当下的媒体环境中，如果你永远讨论经典电影就没人关注，所以一方面要适应读者和观众的趣味，同时还要尽可能的保持自己的口味和爱好。在电影上映第二天就出影评确实是快餐，好或不好就够了，真的没有办法深度解读。自己的角色更偏向“超市导购员”，也确实在微信公众号的写作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就是口语化，假想一个读者，就像QQ聊天一样。特别强烈的对话体。大家会看起来很亲切，我也很舒服，不用遣词造句什么的。”
　　Magasa解释文风的变化和阅读场景有关系，手机上看文章沉浸感较浅，注意力很容易分散，所以每隔几句话必须给你一个类似“表情包”的东西防止离开。对于桃桃林林的“对话体”文风，Magasa认为这是一种新媒体写作的有效手段：
　　“面对面对话，突然离开有点不礼貌，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暗示。阅读场景的改变会改变文风。这就像电视剧要收视率一样。哪儿有冲突，怎么输出价值观，跟商业片一样是有一个流程，跟你平时写文章是不一样的。”但Magasa也乐观地表示，对读者而言存在有两种需求：有的是看过就完，有的还是要回头来看比较深的东西。读者不会介意这个事情，这个需求也存在。
　　而戴锦华则表示自己远离新媒体，不做公众号不做微博，是因为自己的“玻璃心”难以承受网络上的“火焰战争”：“我害怕网络上因为匿名因为不受惩罚而流露的那种精神病似的恶意你有五万条的赞美对我来说没意义，但只要有一条那种我一生中都不会遭遇的恶意，会极端地不舒服不愉快，就像吞了一只苍蝇在肚子里。”
　　戴锦华表示虽然目前还没有亲身遭遇这种情况，但经常看到自己的朋友和尊重的人遭到网络的围攻、诽谤和群殴，会为他们感到愤怒。“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确实不是数码时代的原住民，我不能适应数码社会。所以我不拒绝别人转载也不会去翻看别人转载而引发的评论，我说的话我负责，这是社会责任，但我不会去回应网络上这些东西。”
　　对于内地“红包影评人”的存在，主持人石川认为这至少说明影评人的生态是丰富的。但戴锦华却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这种所谓“影评人”的藐视：“ 我不藐视电影的营销宣发人员，他们的辛苦值得尊重，因为电影是商业但是我还是不会尊重红包影评人是因为他们以影评人的姿态出现，做的是营销人员的事情。
　　Magasa解释说媒体会有广告的成分在，传统媒体其实建立了很好的体系，内容和广告区分很严格，但是很遗憾的是在新媒体的冲击下，这套体系被打破了。同时，作为自媒体的运营者，Magasa也坦言自己还是有底线的：“我们也会区分，如果你让我们把它包装成评论的话，我会拒绝的。”
　　同样是自媒体大号的运营者，桃桃林林承认自己参与过营销，但底线在于只在上映前针对自己感兴趣的片子做不过分夸大的宣传，像《刺客聂隐娘》或者一些小成本的文艺片义不容辞，但上映后的评论从来不合作：
　　“这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对自己长远的投资。我不想为了一次两次的红包行为影响我个人。以后大家不信任我就没人给我钱了你如果尊重你的事业和你的未来，就应该去尊重你的读者，让他们知道你不要骗他们。”
　　乔奕思则坦言自己在香港虽然开始写影评时间不长，但是香港没有“红包影评人”，甚至连“车马费”都没有：“香港的影评人优先场时间安排得特别不好，每天都是9：45那场,所以影评人很辛苦，看完都是十二点多了，没人给你车马费，自己搭地铁看完就走了，唯一的优惠就是免费看这场电影。
　　媒体付钱让你去写，很少很少有报纸告诉你这篇文章到底是写好还是写坏，当然稿酬不会高。香港也有片方去邀请影评人写稿，但一般他们会邀请认为这个片子真的好的人去写。但是在我所认识的影评人中，他们绝对不会为了那么一点钱去把片子写得特别好，我真的没有见过在香港只写影评一定会饿死，他们都有自己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