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恩培的官场往事

　　2008年7月19日，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警民事件，导致当地胶农死伤十余人，警方有四十多人受伤。
　　事情起因其实并不复杂：孟连县有一批种植橡胶的胶农，由于不满私企收购生胶价格过低，组织，结果领头人被抓。
　　孟连县的橡胶收购公司原本是集体制企业，后经改制被私人老板承包。在这期间，市场上的橡胶价格已从每吨7000元涨到27000元，可当地生胶的收购价格却一直没有提高。
　　为了多挣点钱，当地胶农便偷偷出售生胶，被橡胶收购公司老板报警后，共同堵截胶农，却又遭到更多群众阻拦，彼此剑拔弩张。
　　由于警方的强硬态度，许多涉事群众被当作“黑恶势力”抓了起来，这让素来脾气温和的孟连县傣族群众极度不满，纷纷上街，并使用自制武器与警方对抗，最终演变为严重的事件。
　　随着事态逐渐恶化，现场警方为了自卫，使用防暴枪当场打死2人，伤15人，警方自己也有41名干警在冲突中受伤，酿成震惊全国的“孟连事件”。
　　可令人惊讶的是，如此无组织无纪律，又造成这么严重后果的事件，云南省委只是“责成沈培平同志向省委作出书面检查”。
　　很显然，如果没有云南省某个大领导的庇护，作为此次事件直接责任人的沈培平，不丢掉官帽，起码也得受到严厉的组织处分，绝不是轻飘飘地做个检查。
　　其实，随意调动警力去解决各类警民纠纷行为，沈培平不是第一次了，他在普洱市干过多次，无论群众还是政府内部，都对其十分不满，非议不断。
　　“孟连事件”后不久，他便升任普洱市委；五年后，又担任云南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成为省部级干部。
　　消息传出后，普洱市市民无不欢呼庆贺，有市民将十个一万响的鞭炮摆成一个“V”字形燃放，并拉起“贪腐分子沈培平被查处，罪有应得，大快人心”的横幅。
　　沈培平曾是孔垂柱的秘书，尽管孔垂柱一再高升，从“孔”“孔厅长”“孔省长”到的“孔主任”，但沈培平对其一直恭敬地称“孔老板”。
　　孔垂柱是在沈培平落马后，以身体原因主动辞去云南省十二届会副主任职务，随后“住院治疗”。
　　两位省级干部相继下台，云南官场内气氛越发诡异，因为谁都清楚，真正的幕后“大BOSS”也快倒台了。
　　谁能想到，这位曾经令云南人民咬牙切齿的“土皇帝”，居然是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干部“田福军”的原型。
　　可惜被路遥寄予厚望的“田福军”，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形”，也让世代有着清官名号的白家祖辈蒙羞。
　　清涧县是关中要地，袁家沟村曾经是机关早期驻地。曾居住于此，并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沁园春雪》。
　　因此，这个位于黄土高原腹地的小山村有大批青年参加，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走出了4位省委，8位副省级、28位地师级、70多位县团级领导干部。
　　其中包括山东原省委白如冰、江西原省委白栋材、福建原省委白治民以及白恩培。
　　虽说哥哥是省委，可白恩培父亲白炳信并没找哥哥争取过什么大官，一直任西安草滩农场党委。
　　有一天，某个同学指着桌上砚台盛放的墨水，开玩笑说：“谁能把这些墨水喝掉，以后读书就聪明，能当大官。”
　　大家都知道他在开玩笑，没人搭理，可白恩培径直拿起砚台，毫不犹豫地将墨水一饮而尽，然后抹着黑漆漆的嘴巴，哈哈大笑。
　　1972年毕业后，24岁的白恩培被下放至农场接受劳动锻炼，两年后进入延安柴油机厂精工车间工作。
　　平时在工厂食堂，白恩培吃的是小米，高粱等，偶尔吃一些玉米馍，就算改善伙食了，就连住宿也只有窑洞。
　　白恩培虽说是大学生，却由于未婚只能和另外两名工人挤在半山腰的一处窑洞内；当其中一名室友的未婚妻来探亲时，白恩培便只能抱着被子与另一室友到其他窑洞蹭住。
　　1981年春节，柴油机厂的厂长驾车出了事故，造成其一位家属当场死亡，被停职处理。白恩培由副职升任正职，意外捡了个便宜。
　　当上厂长后的白恩培依然口碑不错，“做事公平，关心职工，对人和善”——这是当时职工普遍对白恩培的印象。
　　工人父母生病，可以去找白恩培签字，从厂里借两百元钱回去治病。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
　　白恩培一共在延安柴油机厂工作了11年，也在这里与妻子邹西梅结婚生子。由于工作出色，受到了时任延安地委主要领导的赏识。
　　在当延安卷烟厂厂长期间，白恩培也没啥特权，与很多人一样，在厂区40个窑洞之一办公，和职工一同在食堂打饭。
　　身为厂长，白恩培的性格还是那么豪爽，与所有人打成一片，不仅经常与大伙打牌聊天，还会主动自掏腰包买点熟食改善职工伙食。
　　1983年4月30日，卷烟厂发生一场大火，烧掉了几十万元的烟叶，上级展开调查，最后认定白恩培来烟厂时间不长，没有受到任何处理。
　　经历此次事故的白恩培反而因为此次调查，被认定为有学历、懂技术的年轻干部，作为“梯队”培养对象开始培养。
　　此时，我国正值掀起干部年轻化之潮，仅仅当了5个月卷烟厂厂长的白恩培，于同年9月顺利提拔为延安地委。
　　比如白恩培担任延安地委后，经常与曾经的老同事在街上碰见，他总能主动上前嘘寒问暖，毫无架子。
　　路遥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时，需要调查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其四弟王天乐正好在《延安日报》当记者，便承担起帮哥哥寻找社会事件与对应小说角色人物的任务。
　　于是，原延安地委白恩培、延安地委冯文德、榆林行署专员李焕政、甘泉县常务副县长郝东海等党政官员，在王天乐的牵线下，相继接受过路遥的采访。
　　白恩培因此与路遥熟识，因为雷厉风行的工作态度，逐渐成为路遥笔下地委“田福军”的形象参考。
　　路遥笔下的“田福军”，是一个正直、有爱心、能干，近乎完美的干部，其实也是路遥对现实中官员形象的美好期望。
　　只可惜白恩培此时已经颇具两面性，一面是平易近人，做事果断的工作作风；另一面却是酷爱打牌，吃起小灶，扶持亲信的不正之风。
　　还在柴油机厂时，白恩培就被传出有所谓“八大金刚”的结拜兄弟，彼此互相照顾，也唯白恩培马首是瞻。随着白恩培职务的不断升迁，这些人几乎都成为当地呼风唤雨的人物。
　　白恩培主政延安期间，大抓当地石油开采，将石油工业当作重点项目来开展，使得延安原本不到2万吨的原油产量，直接提升到40万吨。
　　同时，他还在延安建设了大型石化企业，依托石油工业改变了延安落后的市容市貌，因此受到中央肯定。
　　1990年5月，在延安工作近20年的白恩培，终于走出陕西，出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但基本属于赋闲状态。
　　1997年至2001年，白恩培先后担任青海省委、省长、省委、兼省会主任、省军区党委等职务。
　　有传闻说，白恩培主政青海期间，恰逢中央领导前来视察，他提前找到几位民族学专家狠狠补了一堂课。
　　汇报时，白恩培对民族政策和民族情况的熟悉，让中央领导十分惊喜，成为日后调任少数民族众多的云南的原因之一。
　　从偏远的省份调任四季如春的云南后，白恩培觉得施展抱负的时刻到了，试图让这个落后省份走出困境。
　　他首先否定了省会昆明早年规划好的东北片区发展规划，转而发展东南方向的呈贡新区，要借此将昆明按照“一湖四片”“一主四辅”的城市格局发展成一座“大昆明”，一切都是“大”字当先。
　　因为按照白恩培的指示，“要将钱用在刀刃上”，原本市值400万/亩的地，只赔偿给村民12万/亩，最终实际征地两万多亩，却少给了村民近千亿的赔偿款。
　　最终，按照白恩培规划如期建设的呈贡新区，虽然建了一个又一个新式住宅区，但由于距离昆明主城实在太远，入住率不足30%，沦为“中国十大鬼城”之一。
　　2001到2003年间，全国曾有两次公务员加薪，可云南公务员在此期间非但没有任何加薪，甚至原本计划的高原补贴，也被白恩培取消。
　　仅旧城改造、新区建设期间，白恩培就通过几位小兄弟收受了世纪金源投资集团、腾冲汇恒基房地产等单位和个人高达2.46亿多的财物。
　　接任原昆明市委仇和职务的张田欣，以及之后的高劲松，几乎都是通过对昆明几个主城区和开发区道路的大拆大建，从中大发横财。
　　最典型的要属孔垂柱，他是基层出身，平时喜欢直来直去，只要听到下属照本宣科念稿，就会不耐烦地喊“别说了”！
　　也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孔垂柱搭上白恩培不久，便从地方升任云南省水利厅厅长、党组，成功纳入到白的视野。
　　当初，孔垂柱虽然得到白恩培推荐，成为副省长候选人，却卡在了投票环节，票数不够，是沈培平上下活动，终于让孔垂柱顺利当选。
　　因此，孔垂柱升任副省长后，怀着“感恩的心”，将沈培平提拔为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随后又外放思茅市，这才有了之前说的“孟连事件”。
　　空降到思茅市任副市长后，对普洱茶青睐有加的沈培平便试图将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但遭到省里有关部门反对。
　　应该说，沈培平最初也是想当一名好官，可喜欢的普洱老茶实在太贵，靠工资根本买不起，才倒在了私人老板的“糖衣炮弹”中，为各类非法拆迁大开绿灯。
　　背靠孔垂柱的扶持，又有白恩培的默许，沈培平才能做事越来越肆无忌惮，毫无党纪国法意识，导致多起因土地纠纷引发的冲突事件。
　　由于他在市委办公会上说出“同意搬迁的大大的好，不同意搬迁的大大的坏”这话，又被普洱市民骂为“大佐市长”。
　　走马上任云南省委后，白恩培被前妻向纪委告发其重婚罪，直到白恩培安排一位商人以千万巨资摆平邹西梅，双方这才离婚。
　　于是，白恩培便将张慧清调到云南电网公司，直至一步步升为党组、副总经理，成为一名正厅级官员，更摇身一变成了白恩培的“收银员”。
　　白恩培来到云南后，按照规定，入住省委大院一栋专门为他重新装修过的小楼，可张慧清却看中大院另一栋风景更佳的小楼。
　　这栋小楼原本住着云南几位副省级官员及家属，可在白恩培的指示下，所有人只能乖乖搬离，重新翻修。
　　小楼装修完工后，所有家具均为意大利进口，连水龙头都是上千元的德国货，奢华程度严重超出了省委的居住标准。
　　担任云南电网副总的张慧清在任时，连稿子都读不顺，更不会管理如此庞大的国有资产，只会吃吃喝喝。
　　有的领导勾结不法商人，集资建房，结果上百位职工的钱只建了四栋领导住的别墅，其余资金都被人卷走。
　　平时，张慧清喜欢打麻将，经常邀请很多私人老板上门，对方也都很识相，每玩必输，输赢都在数十万到上百万元。
　　张慧清钱收到最后，忙不过来，又拉了两个表弟当“中间人”，成立了十余家皮包公司，收钱、洗钱，忙得不亦乐乎。
　　正如白恩培事后在“忏悔录”中说：“我在前边办事，她在后边收钱。有时还有意创造条件，让她打着我的旗号去搞权钱交易、接受贿赂。”
　　根据白恩培一案的调查人员披露：“我们光清理这些东西，前前后后大概十几天的时间。像这种翡翠手镯，都是用一个绳子一系，系起来这一串手镯这么一提，就这种概念。”
　　肯“大手笔”投入的商人们，回报也很可观，纷纷在云南的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矿产等事项上谋取到巨额利益。
　　兰坪铅锌矿是亚洲最大的铅锌矿床，当时便估值超2000亿。刘汉意识到，如果能低价收购此矿，那真是赚翻了。
　　只是他在云南没啥关系，便想到了一直合伙捞金的“小伙伴”，当时某“大老虎”的儿子周滨，俩人曾一起合作过多个项目。
　　通过周滨牵线，刘汉得到与白恩培交往机会，从此一有空就钻进白家“打麻将”，自然也没少孝敬夫妇俩。
　　于是，在白恩培的指示下，刘汉仅以1.53亿人民币就拿到兰坪铅锌矿六成股权，完成收购。当年不仅收回投资，净利润更达到2.3亿。
　　宏达集团为了减少治污成本，私设排污口，将多种重金属超标的污水直排沘江，导致附近村镇重金属严重超标，出现多起儿童“血铅病”，连种的菜都不能吃。
　　等事情越闹越大后，宏达集团勉强同意每年支付给麦杆甸村和香柏村各一百万元“卫生防护费”，可按照当地五百多口人计算，平均每人才分到1000多元，连吃药都不够。
　　即便如此，云南当地依然无人敢出面解决问题，因为谁都知道，宏达集团背后有省委白恩培的支持。
　　白恩培提出“大昆明”战略时，谁都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唯独杨老提出：“中央提出‘又好又快发展’，‘好’字优先，但白恩培是‘快’字优先。”
　　也是由于杨维骏不识时务，白恩培借其党外人士身份，将原本应扩大到每位老干部的省委座谈会，缩小到党内召开，就是为了避开杨老的质疑。
　　在数年间，只要有访民找到杨维骏，他都会认真聆听，现场调查，觉得事态严重，还会亲自带着访民去相关部门讨说法。
　　杨维骏因病住院吸氧时，却发现人越来越不舒服，家属忽然发现钢瓶上赫然写着“二氧化碳”四个字……
　　如此重大医疗事故，医院方面解释为“拿错了，已处理该”，再无下文，连省委负责老干部的部门都对此不闻不问。
　　但杨维骏有此想法后，却不断遭到各类部门和力量的阻拦，如果不是他身份特殊，可能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
　　2011年，65岁的白恩培从云南省调任全国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被很多人视为其“平安降落”。
　　白恩培是不是因为杨维骏的举报才最终落马，我们不得而知。但杨老以九十岁高龄始终顶着压力，与现象斗争到底的精神和决心，却值得我们敬佩。
　　2016年10月9日，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白恩培被判处死缓，剥夺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随后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后，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在他之后，出现“坍塌式”的云南官场有几十位官员因涉案被带走，整个云南和昆明政府部门几乎人人自危。
　　2022年，昆明城投债事件更暴露出，昆明正被沉重的债务负担压得喘不过气，这与白恩培早年铺张的“大昆明”规划有着直接关系。
　　在云南待了十年的白恩培不仅没能让当地迅速富裕起来，反而留下了无数巨坑，依旧等着后人慢慢去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