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现在是主流媒体与互联网公司合作的最好时机

　　“随着前所未有的互联网治理力度，现在正是主流媒体与互联网合作，引导互联网大厂逐渐跟社会主流合拍合辙的最好时机。”
　　在“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之外，他在各个场合的头衔又加了两个：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与未来媒体实验室主任、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传播创新实验室主任。
　　对于虚拟人，他认为虽然在批量推出，但还只是简单的“肉喇叭”，仍需解决“恐怖谷效应”和数据库支持两个显著问题。
　　对于元宇宙，他认为虽然这个概念有泡沫，但打开思想疆界跑马圈地的“神仙会”仍是必要的；而基于国内市场面貌和优质应有技术，中国在元宇宙的竞争中颇具优势。
　　与此同时，随着前所未有的互联网治理力度，喻国明表示，现在正是主流媒体与互联网合作，引导互联网大厂逐渐跟社会主流合拍合辙的最好时机。
　　对于媒体产业，展望2022年，他认为要着重关注三点：好的内容和内容范式的建立；下沉市场的开发；对传播机制、传播法则、传播模式作为各行各业底层逻辑的重视。
　　「广电独家」：看到您的头衔又加了一个“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与未来媒体实验室主任”，这个机构目前在做什么？
　　喻国明：其实这个实验室2018年就成立了。是北京师范大学、微软、《四川日报》封面新闻三方合作的，落在我们学院。目前实验室正在跟几方一起做人工智能创意大赛，今年是第一届，目前正在征集创意产品、创意设计。
　　实验室关注学术和应用的结合。我们有社交机器人方面的研究，最近要挖一个在美国做机器人工具库平台的专家回国，估计年内就能引进。另外我们也在做数字模拟人，是跟新华社合作，新华社希望用虚拟的方式推出数字记者，我们在帮他们解决测试的问题。
　　现在技术手段越来越成熟了，比如可以控制的微表情有300多种，脸部肌肉、动作姿态的模型寻迹都发展迅速，包括皮肤毛孔的真实程度，现在已经可以达到8K左右。
　　喻国明：虚拟人技术已经成熟，目前处在成熟之后批量推出的阶段，但是个性化程度还不够。换句话说，现在的虚拟主播还是“肉喇叭”，只是后台内容简单的传达者。
　　它的处理只是音调、面部表情、动作姿态的处理，并没有利用人工智能对内容形成任何意义上的自我处理——给它什么文本，它就按什么文本去读。
　　因此，它没有太多情感，只适合表达比较客观的新闻。如果碰到一些比较有感彩的新闻，比如某人去世了，让它去念讣告，显然就不合适。或者让它讲一件很幽默的事情，也会形成奇怪的反差。
　　这一点光靠技术解决方案是不行的，而要通过脑电、眼动等测试来判定，我们正在作这方面的测试，这是一个心理上的形似问题。之后还会有“人格”上的一系列研究，这样才能把对人的模拟数字化的进程和算法，真正做到仿真的程度。
　　现在的算法再加上现有的数据库支持，只能处理日常情况，因为日常语料已经很多，通过对这些语料算法和人工智能的采集分析之后，已经足够形成它的表达逻辑，它可以根据各种各样的外部情况作出随机反应，这个技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
　　但是要回答针对性的问题，还需要有大量专门语料库支持表达逻辑，并且要有表达立场，要有一个“人设”。这些跟现场测试以及相关指标的模型化、算法的跟进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现在也正在为相关技术团队提供指标建构的反馈支持。
　　喻国明：可以这样说。我们对普及化的技术应用速度很快，但是再开发和再研究是不够的。大家都把它们作为时髦的事物来对待，且满足于此，没有自己的独特性开发。
　　我们在2007年就做了一套网络舆情研究的指标体系，也没注册过专利，但现在各个地方作的舆情监测，其指标构成和逻辑都是十几年前的那些技术，没有自己专用的数据库。
　　假定你是个销售，对今天的市场洞察和用户洞察要有专门的数据来支持，以便把颗粒度比较粗的东西变得更细致，能有更多的解读。如果没有专用数据库，你得到的东西就会大而化之。在这种情况下，其结论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就很低了。
　　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日益交叉，社会现象渐趋复杂，必须要有深度的智力投资，才有可能在复杂的情况之下，相比别人把握更深、看到更多。
　　第一点，元宇宙并不是一项技术，也不是一种媒介，它是媒介的集成、技术的集成，是通过集成来打造一个高于现实、更具想象力、更具自由度的类似全真互联网的生态系统。
　　在上面既有经济系统，也有文明系统、规则系统，更有丰富多彩的实践场景和特别多的可玩、可体验的东西。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互联网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但是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后，虽然也有区块链、VR/AR、深度伪造、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出现，但都是单兵突进、单打独斗，其作用、价值都遇到了巨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连接就成为一种未来发展的需要，横向的连接、协同和互动就成为创造新价值和新功能越来越主流的方式。
　　这实际上是元宇宙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发展逻辑上的新面向。过去我们总是在一项技术上深度开发，好像越专业越好，现在发现这项技术和那项技术的结合才是创造新价值和新功能的主要方式。实际上，横向的连接、破圈、协同、激活，可能会成为未来媒介的机会所在和角色所在。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喻国明：其实现在的聚合都是场景化的，要针对一个具体场景的实现。我举个例子，比如微课堂，说这种方式能够把教育高地上的资源一杆子插到底，插到边远地区的课堂里去。但是光靠它行吗？
　　我们在2019年作过这方面的研究，在四川。一个好东西到那儿了，的确孩子们看得不错，但是那边原有的文化生态、教育生态被打碎了：那个地方教师的水平跟一线城市特级教师之间有巨大差距，因此那些孩子觉得过去敬畏的那些每天见面的老师变的很无能；那些教师也感觉到自己有差距，所以在孩子面前抬不起头来。
　　一种教育的完成，仅靠互联网把课堂投放到那里就能解决吗？显然不是。孔夫子还讲过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还需要交流、参与、互动和体验。这能靠线上老师手把手地教你吗？那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当地老师来协同。
　　因此，当一种好的教育资源进入一个地方，这些教师也应该有事先的岗位培训和责任分工——哪些东西由线上来讲？哪些东西由你来做？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去合作完成这件事？
　　线上有线上的特点，线下有线下的特点，必须要有整体考虑和相互协同。怎么来进行协同？做传播的人，或者用传播模式就能形成这种协同——打破它们之间的疆界，再在这种打破当中，用一种新形式把它们再组织化。
　　其实任何一种资源的重新分配，都是过去权力的分散与解构，这对原有体系来说是一个去组织化过程。但是并不能说去完组织化就完成了，还有一个再组织化的过程。而这个再组织化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连接整合的过程。
　　喻国明：现在肯定是这样，这也是符合规律的。一个新技术甫一出现，人们对它有很多想象，有些是基于逻辑的，也有一些属于狂想。
　　在我看来，这毫无疑问是一种泡沫，但也是一种必然。一个概念、一种新事物，它关联的事物越多，对现实和未来的影响越长久，能够解决的问题层次越深，它所引起的社会泡沫就越大。它卷动的资源越多，就越说明它击中了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
　　这种讨论的热烈程度，跟这个创意本身对社会的共振感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一个话题说出来大家无动于衷，就说明它跟现实的关联度比较小。元宇宙就是这样一个引发人们巨大想象力，跟互联网发展的方方面面都能挂上钩，并且能够让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对它抱以期待的事物。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由于人们发挥想象力时是在自己的逻辑线上狂奔，自然会超出现实的技术、现实的社会、现实的规则。这很正常，就像我们有好的创意一定要有头脑风暴的“神仙会”一样，“神仙”还管这个东西能不能落实？这是一个展开自己思想疆界跑马圈地的过程。目前元宇宙很大程度上还处在这一过程当中。
　　但是，当要真正落实到它的实际功能、价值形成，就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技术成熟不成熟，这个技术和那个技术之间衔接协同的能力怎样，社会的规则是否允许等等。
　　技术对社会是有改造的，但是社会的选择也对技术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形态落地有反作用。技术跟现实之间的互构，就像两个人谈恋爱，其实是彼此之间互相适应的过程。
　　喻国明：或许从制度层面来看是这样。互联网是一种分布式社会的构造，我们过去的传统社会是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社会构造，在这样两个社会转型过程当中，中国采取了一种比较缓进的方式。所以说到元宇宙落地，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距离感会多一点，我们要克服的东西比人家要复杂一点。
　　在中国，任何一个小创意，只要被人广泛接受，就能形成巨大的市场效应，而且能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源的回馈，为技术的发展、产业的发展提供强劲的、持续不断的造血机能。
　　比如电子商务，有人测算过，阿里巴巴在中国上市时，市场占有率只有不到2%，但已经挣得盆满钵满了。但在法国做电子商务，活跃人群必须要达到全国人口的8%左右，在德国要达到5%左右。
　　对于新创意的培育来说，中国有得天独厚的市场温床。中国人观念上对新事物的接受度比较高，在行为上也愿意尝试新鲜东西，而接受人群一旦达到一定的数量级，商业价值的实现就成为可能，因此中国可以哺育出丰富多彩的创意。
　　在互联网发展的下半场，对于传统机构来讲，仍然有窗口期。在纵向的、垂直的、专门领域的功能构建、价值形成过程中，即便靠互联网大厂公司巨大的连接效能，也不能完全实现。
　　比如在教育领域，如果没有教育资源的协同配合，以及教育规则的整体互融，互联网公司再强大，能够有效地建立网上教育的新模式吗？建立不起来的。这有赖于专属资源被激活、统领、协同，需要有在这方面权威的、有资源的机构参与，才能真正形成线上新业态。
　　可问题在于，如果你迟迟不动，还在苟延残喘按照惯性去做，这个窗口期即使足够长，互联网公司也可以慢慢用蚕食的方式，逐渐从源头、系统各方面要素进入，形成自己特色的一种合作、进驻、占有，并慢慢形成自己的运作模式。
　　其实互联网公司的不断布局，也就是它们“媒介化”的过程，千方百计都要线上化。当它们慢慢卷动吸收你的能量、资源，能够对你的基本要素进行比较全面的渗透、调动、激活、使用的时候，你的窗口就永远关闭了。它已经能够不依靠你，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喻国明：目前对互联网的治理力度，应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尤其是合规化的处理，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这酝酿着传统媒体的巨大机会，虽然现在还并不明显，因为还有一个过渡时期。
　　我反复跟合作的主流媒体说过，如果你想跟互联网大厂合作，目前是最好的时机，因为互联网大厂目虑的不是利润增值问题，而是生存问题。在生存危机的压力之下，它们可以不计成本，无论是态度也好，资源动员也好，都会前所未有的积极。这对传统主流媒体来说，是一个巨大利好。
　　但是现在的主流媒体做了什么工作？其实真的看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这种形势之下，主流媒体的日子好过了，钱有了，影响力好像也不是日薄西山了。
　　在我看来，主流媒体如果不利用其中巨大的机遇，把自己的影响力跟互联网公司巨大的社会动员力、社会渗透力、技术探索力结合在一起的话，就失去了一个绝好机遇，就看谁能率先把握。
　　这个过程当然要有某种担当或者勇气。因为按照既有模式去做，不会犯错误；而任何的新探索都有可能遇到“灰色地带”——在现有合作形式下，什么东西归他、什么东西归我没有明确规定。
　　对于规则建立者来说，现在是主流媒体发展的最好机遇，我们的制度体系应该给予可探索空间。没有可探索空间，动辄得咎，那都不去做了。
　　现在为什么说躺平？躺平就是我做比不做风险要大，按传统方式去做比用创新方式去做保险系数要大。躺平不是人的心态造成的，而是规则造成的。要解决躺平问题，首先要设定一个能够激活人们的规则。
　　过去的互联网发展是狂飙突进、跑马圈地的过程，现在进入一个内涵化扩张时期。内容营销成了最为重要的一种营销，这种内容并不是简单的在过去逻辑基础之上的质量提升，而是在新条件之下新的逻辑、新的标杆、新的规则、新的体系。
　　对于内容的回归，也是未来一两年发展的重中之重——今天的好内容，到底应该有哪些形式的表达、技术的表达、市场的表达和内核的坚守，以形成一种新的内容范式？这是很重要的。
　　近几年从消费上，我们会发现小镇青年、适老化、为农服务成了热词。尤其在对农服务方面，孕育着巨大的机会。这里面既包括内容服务，也有各种资源的对接等，借助互联网的微连接、微价值、微资源得以聚合，这其中有巨大的规模和巨大的市场机会。
　　媒介化进程，就是媒介在行业重构、产业链重建、社会重构、文明体系重建的过程当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它不是靠内容去取胜，而是靠输出传播机制、传播法则、传播模式，起到底层模板的作用，对于各行各业各种功能、价值进行重构。
　　其实直播带货很大程度上就是传播模式的商业性利用。过去是摆事实讲道理，现在要靠情感的输出、情绪的共振、关系的认同。
　　我认为，传播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能够居于枢纽地位，因为社会是靠它的连接作用来加以资源分配以及功能、价值的再造的。未来的传播和未来的媒介，会在社会生活当中越来越起到核心的作用、主流的作用和基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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