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心前行 打造“高峰”电影

　　在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不仅有波澜壮阔的长河、星光灿烂的天空，更矗立着一部部引人注目的“高峰”作品。由中央戏剧学院承办的“电影强国之‘高峰’电影作品的探究、追求和打造”论坛日前举办，依托2021年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戏剧影视‘高峰’作品创作建设研究”，邀请电影行业的导演、演员、编剧、学者，为推动中国电影诞生更多的“高峰”作品建言献策。
　　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戏剧与影视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2021年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戏剧影视‘高峰’作品创作建设研究”首席专家郝戎说，一部中国电影史就是中国电影人不懈努力，致力于打造优秀影片的历史。学界认为“高峰”电影应该具备4个基本属性，即思想性、时代性、民族性、艺术性；而“高峰”电影要想经得起历史检验，必须深深根植于人民，所以人民性是其根本属性。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当代电影》杂志社长兼主编皇甫宜川认为，“高峰”电影的特质有3个方面：表现力、创新能力很强，对后来者有所启迪和影响；能够表达人类的共同情感和普通人的情感；能够对历史、对当代社会有深刻的认知，并有很好的表达。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是文艺界公认的优秀作品的标准。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研究员、《电影艺术》主编谭政认为，能做到这些而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最后沉淀下来的就是“高峰”电影。
　　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导演、监制、编剧黄建新是第五代导演的代表，曾拍摄出《背靠背、脸对脸》《黑豹事件》等优秀影片，近年来又以导演、监制、编剧等身份参与了《建国大业》《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等影片的创作。他认为，要想到达“高峰”必须先到达“高原”，电影的高质量须先有一定数量的积累，培养出一批优秀从业者，包括演员、导演、编剧、摄影等。“到达相应高度后，再集合所有力量，一点一点往上攀爬，才能成功”。他指出，中国电影的基础高度是可以通过努力达到的。比如新主流电影创作，从《智取威虎山》开始尝试，通过《十月围城》《湄公河行动》等不断推进，到《长津湖》获得很大成功。
　　上世纪90年代，香港电影人以和创造力拍摄了大量影片，虽然质量不一，但是后来出现了吴宇森、王家卫等优秀导演。北京电影家协会，编剧、导演束焕认为，这种历史经验值得借鉴。“‘高峰’不是像盖楼一样一层层搭建出来的，而是‘堆’出来的。一吨沙子做自由落体运动，落下之后自然而然会形成圆锥形，最上面就是‘高峰’。”他表示，“我们也要靠大量电影人的忘我投入，最后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人会成为关注的焦点，但是不能忘记所有为电影事业奋斗的广大从业者。唯有宏大的基础才能支撑起‘高峰’。”
　　演员章子怡近年来也从事了导演、制片人和教学工作。她执导了《我和我的父辈》中《诗》的篇章，并且饰演了一位投身国防事业的基层科学工作者，导演和表演都得到认可。她认为，“高峰”表演会让观众念念不忘、感同身受，“演员心无旁骛、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情绪、思维、杂念都抛弃，才能达到一种最投入的状态，造就‘高峰’表演。”
　　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短视频等百姓喜闻乐见的网络视听节目形式对电影产生了一定影响。束焕的作品很多是贴近生活、大众喜闻乐见的喜剧创作，包括电影《人再囧途之泰囧》《港囧》等以及许多春晚小品。他认为，短视频倒逼喜剧电影创作更加纯粹，“无厘头、纯搞笑的内容其实拼贴不成一个作品，喜剧电影必然回归到戏剧传统，更关注人物，更讲求剧情的完整性”。他指出，电影跟戏剧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短板，就是不便尝试，“唯一的办法是进行集体创作，团队中尽量吸收更多的年轻人参与”。
　　黄建新说，电影一直是一种年轻人勇于加入、勇于推动的艺术形式。“年轻人永远会对上一代的作品表达不满，这是电影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当年也总想标新立异、与众不同，这是年轻人的普遍心态”。
　　作为传承链条中的年轻电影人，演员刘昊然说，青年人、青年演员具有求知欲、探索欲、好奇心，而且无所畏惧。他曾在一部影片中饰演粟裕将军，“影片中的粟裕将军19岁，他们挑战那个时代的权威，去开创一个新的世界。当时我也是19岁，但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和想法，表演中只能无限放大自己”。他表示，自己曾经总想演和自己性格不同的人物，“希望大家看到演员不同的侧面，希望有所突破。但这几年更多地思考自己出演的影片、饰演的角色到底能给观众传递什么，这是我的成长和进步”。
　　章子怡从影以来，曾经与很多著名导演合作，如张艺谋、李安、王家卫等，他们的影片不少堪称“高峰”作品。章子怡表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其实自己19岁出演第一部作品《我的父亲母亲》时也没有准备好，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一直没有放弃从各方面加强积累。“年轻演员要努力做好自己，尊重这门艺术、尊重自己的选择、尊重导演的选择，把给你的任务完成好。”
　　皇甫宜川列举了他心目中国产电影的优秀作品：《小城之春》《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我这一辈子》《大闹天宫》《黄土地》《红高粱》以及近年来的《长津湖》《中国医生》等。他表示，这些影片启示我们，一方面要潜心进行创作，沉浸到作品里面，沉浸到人物角色中，沉浸到要表达的情感中，才能创作出好作品；另一方面，“高峰”作品不是孤立的，它们一定是被包含在大量同时代作品中的。“每一次创作都会诞生一大批优秀电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十年代，乃至于新世纪以来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