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向影视转换的可能及其问题

　　曾几何时，我们忽然间进入了一个经典改编的天地：《林海雪原》《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新红楼梦》《新三国》《新水浒》《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还有新近上线的电视剧《红高粱》、电影《智取威虎山3D》…….套用鲁迅先生的话，叫做改编“正未有穷期”；用一句时尚的话表达：经典改编成了一种“新常态”。虽然这两年风势有所减弱，但显然没有偃旗息鼓的意思，仍有主创者不时推出向经典“致敬”的影视作品。
　　这也从某个侧面证明：文学在今天不是没有价值，而是大有可为，它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国影视平庸化、浅俗化的弊端。可见，简单地将二者关系对立是不妥当的，也不符合当前文化发展的事实。换句话说，面对似乎已成为“新常态”的“改编”现象，我们应当秉持怎样的态度呢？是一概反对、坚决，还是因势利导、辨正对待呢？显然，后者似乎更为明智。其实，正如“改编”并非全是好事一样，它也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中外经典被不断翻拍、重演、改编、再创作的现象比比皆是，它们既有失败的案例，也有成功的样板。
　　考察经典改编的历史，莎士比亚名剧数百年来在世界各地常演不衰，自从电影在19世纪末发明后更是经常被人们从舞台搬上银幕，一再翻拍。全世界的观众之所以对《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经典作品百看不厌，固然是因为莎翁的人性刻画打破了文化时空之藩篱，同时也是因为不同的主创者以不同的理解不断地挥洒才情，给莎剧以精彩深刻的创造性赋形，使得每部莎剧的演出都能为不同观众带来全新的审美感受。这，就是经典的开放性，成功的经典改编作品是能够发散出无穷艺术魅力的。
　　现代剧作家曹禺的经典话剧《雷雨》，曾经被包括北京人民艺术话剧院在内的多家剧社和影视制作机构反复改编成话剧、电影、电视剧并获得成功。2014年恰逢《雷雨》发表80周年，诸多话剧演出机构纷纷将这部传世经典搬上舞台。这些作品有的以周萍为中心，有的用繁漪当主要角色，还有的以周朴园的视角切入进行解构，每种解读都融入了剧作者对曹禺作品和当下时代的思考。正所谓“说不尽的曹禺，演不尽的《雷雨》”，在创作者的多样解读中，这部剧作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着、新生着，彰显着经典不朽的生命力。
　　现代作家老舍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1985年版同名电视剧播出以后，社会反响很大，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由71岁曲艺大师骆玉笙老人演唱的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至今鸣响在我的耳畔，荡气回肠！“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此外，由老舍创作的话剧《茶馆》改编的电视剧《茶馆》也是成功的。这源于它对原著的尊重，被认为“是近年来比较好的翻拍剧”之一。
　　《小兵张嘎》是当代著名作家徐光耀的享誉文坛之作。1963年拍摄的黑白电影《小兵张嘎》，就是根据作家徐光耀的小说《平原烈火》的成功改编。电影的开头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在一片乌云笼罩的白洋淀水面上，突然传来枪声、爆炸声，接着便是火光冲天、老钟叔跳水、日寇枪击、张嘎潜水营救老钟叔——片名《小兵张嘎》旋即浮出水面——多么干净利落的开头！然后，便是一个个珍珠似的故事情节、细节的展开：老钟叔在张嘎家养伤、日寇突袭“鬼不灵”村庄、老钟叔为了掩护乡亲们挺身而出、嘎子奶奶被老鬼子龟田杀害、嘎子被村长送去找部队——故事环环相扣，非常紧凑，但毫不花哨。电影《小兵张嘎》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它对人物个性的刻画入木三分，活灵活现。
　　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在当年获得堪称天文数字的印刷量，作为一部红色经典小说，先后被改编为电影《林海雪原》，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电视剧《林海雪原》，样板戏选段《打虎上山》《誓把派一扫光》《今日痛饮庆功酒》至今传唱不衰；而杨子荣与座山雕匪徒之间“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的土匪黑话，更成为一代人的趣谈。电影《智取威虎山》上映后，国内观众一片喝彩声，观众纷纷反映，它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娱乐电影，动作火爆，故事精彩，徐克将样板戏拍出了武侠片的味道，有着诸多可资总结的特点与长处，最主要的经验就是电影尊重原著，并有所创新。比如在原著基础上加大故事的传奇性，原著中威虎山只是一个山洞，电影中改成了库，为营造飞机坦克的大场面提供了基础。主要角色杨子荣的扮演者张涵予和座山雕的扮演者梁家辉的演技不负众望，都很到位。虽然化妆掩盖了梁家辉的本来面目，但梁家辉的演技是掩盖不了的，梁家辉给座山雕设计了一些个性化的口头禅如“一个字”等也很出彩。
　　经典改编影视显然是可能的，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不吃透原著精神，脱离原著主题，肆意发挥，人为改变文本的美学思想方向，抽离经典主题，往往会产生另一种可能——失败。此类案例唾手可得。比如，与原著和电影版《林海雪原》《智取威虎山3D》比较，同为原著改编的电视剧《林海雪原》前些年出品、播出后，引起很大争议，招致了负面的评价。对于中年观众来说，从小便接受了睿智、粗线条的杨子荣形象，对于电视剧版中的杨子荣变得“颇解风情”很不适应。戏中的杨子荣有了一个初恋情人槐花，又给槐花安排了一个托杨子荣照顾却没给照顾好的土匪丈夫老北风，槐花竟然还有一个儿子被座山雕收养了，杨子荣很容易被人怀疑是在爱恨情仇的折磨和推动下完成了智取威虎山的重任，很难与曾经在人们心目中那个智勇双全、正气凛然的英雄联系到一起。
　　再比如，前些年，鞍山艺术剧院在北京人艺小剧场舞台上亮相的话剧《圈》，糅合鲁迅先生《阿Q正传》《药》两篇经典小说的情节，显得有些“别出心裁”。剧中，小尼姑要拿阿Q的血蘸成的人血馒头给县太爷滋阴壮阳，因为小尼姑和县太爷有着暧昧关系；同时阿Q暗恋着小尼姑；兼以大量阿Q和吴妈调情的情节。改编后的阿Q操着一口东北话，不仅直接在舞台一角表演撒尿，且还敢于扯掉小尼姑的帽子把她推倒在地，并有三次赤露身体欲和吴妈“困觉”的动作，扮演吴妈的女演员也有一段脱戏。改编者声称要着力表现冲破封建枷锁桎梏的“圈圈”，但就其改编及演出效果看，完全可以说是一场闹剧。当吴妈声声叫着“Q”、“Q哥”，并以身相许作诀别，阿Q竟然望而却步说“吴妈，我，我不灵了”时，北京人艺小剧场的观众再也憋不住，都笑喷了。这是鞍山艺术剧院的小剧场线日在北京首演时出现的场景，其滑稽甚至荒唐程度，令世跌眼镜！
　　鲁迅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致王乔南信中写道，他的《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下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这实在是一位伟大的家、思想家、文学家的先见之明，此言亦可视为经典的警世通言。相比原著和电影《小兵张嘎》的生动有趣，电视剧《小兵张嘎》就显得相形见绌。剧版《小兵张嘎》看完后，给我总的感觉是：剧中主要人物的个性塑造、表演有一定的光彩，嘎子、胖墩、玉英、佟乐几个小孩的表演比较自然，富于生活气息。但经过“充实”后的故事情节、细节很多地方太假，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改编者的浮躁、浅薄，经不住生活与艺术的检验，主要人物嘎子的个性不可爱，甚至有些顽劣。
　　《白鹿原》是作家陈忠实荣获茅盾文学奖的“枕棺之作”，是一部历史渊源深远、思想追求厚重、艺术质量上乘的史诗性长篇巨著，其人物关系之复杂，故事情节之传奇，人文风俗之浓醇，完全可以为电影作品的打造提供足够的二度创作空间。可是，电影出来之后，人们发现，与原著相比，一部关于土地和农民的史诗却被改编成了田小娥与几个男人之间的纠葛，致使电影《白鹿原》大大地“失重”！有人说，电影《白鹿原》之所以令人失望，归根到底还是故事没有讲好。不仅国内的观众，纵是国外的影评人也严重怀疑中国导演讲故事的能力。此言不无根据。但我以为，问题还不是会不会讲故事这样简单。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电影《白鹿原》的编导们对于故事片立意的提炼与把握最终流于简单化、化、浅表化、感官化。
　　不客气地说，电影《白鹿原》是犯了重、轻现代性，重下半身、轻头脑的通病。它过滤性地保留了原著里赤裸裸的原始，下半身的台词桥段尤其多。从泡澡到撒尿，书中得来全不费工夫，肆无忌惮地挑战着电影美学尺度。绕来绕去，电影仍然未能走出第五代叙事方法的传统俗套，他们好像都不大重视细节，却偏好场面的铺排。众多人物都保持着情感的零度，惟有田小娥这样的女人欲火中烧而尽显，难怪有网友戏称，可以将电影《白鹿原》的名字改为《田小娥传》。这种迎合时尚、削平深度的简单化处理，是导致电影《白鹿原》改编失败的根本原因。
　　电视剧《红高粱》播映之前，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也有张艺谋导演、巩俐、姜文加盟的同名电影在先。电影《红高粱》作为一个具有神话意味的传说，整部影片在一种神秘色彩中歌颂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可以说，赞美生命是其深刻主题。电视剧版《红高粱》在一些关键元素上，偏离了小说和电影《红高粱》的对于人性、生命的自由的讴歌精神，将一个颇具生命爆发力的经典之作演绎成了现代时尚戏，使得该剧的经典魅力明显削弱。莫言小说原著《红高粱》虽属抗日题材，但是他的用心并不在此，而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原始野性生命力量。而电视剧中的九儿和余占鳌，尤以九儿最为突出，有太多的理性和智性，这已经不是原始生命力的讴歌，而是时下极为流行的工于心计的编织，是《甄环传》之类的宫斗戏之翻版，相比原著和电影，电视剧《红高粱》的价值折损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见，在经典改编的道路上，既充满着和可能，也暗布着陷阱和悬崖。
　　在强大的消费潮和视觉热的冲击下，文学经典是否要接受死亡的宣判呢？当然不是！经典有经典的优势，影视有影视的长处。文学经典特别是经典小说的故事、人物元素，语言本身很难被改编，甚至很难“转译”。视听语言的瞬时性和影视画面的平面化决定了它不能、也不可能承载更丰富、更沉重的思想文化内涵，这是文学经典的优势所在。影视更多是以视觉冲击、画面感、剪辑艺术等，将文学作品的精髓主题、故事框架、人物个性转化到影视作品中去，给观众更为直观、更为通俗的审美感受，这是文学经典鞭长莫及的地方。
　　中央重大历史题材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准认为，经典改编必须把握三个原则，一是要认可原著的价值导向和精神风貌；二是要认可原著的人物形象与命运；三是要认可原著基本的故事框架，“否则就不是改编而是颠覆。颠覆式改编很难讨好观众，《林海雪原》就是一个例子。”
　　法国电影理论家巴赞认为，就改编而言，选择经典文学和通俗作品究竟有何区别？结果他发现，如果选择的原著越重要、文学价值越高，一经改编就会破坏越多原始作品中既有的平衡，因此改编者须具备高超的才华与技巧，才能在新作中建立一种全新平衡——这不是简单的“忠于原著”所能济事。原始的平衡来自文字创作，但改编后的平衡却必须适合新媒介本身（如电影、电视或戏剧），并且必须和旧作中展现出的平衡感旗鼓相当。同理，对从既有的成功的影视精品、经典改编的新版影视剧，也同样存在一个如何打破既有的审美艺术平衡，构建忠实于改编对象的新的美学平衡的问题。这个问题拿捏不好，往往使改编流于失败。
　　经典名著是人类文化的瑰宝，是不会衰朽的“活招牌”，经典改编当然不该成为“雷区”，而很好地把握经典的思想内核，在深刻理解、用心阐释的基础上刻画人物和讲好中国故事，做大胆与谨慎双结合的锦绣文章，才是翻拍剧赢得好口碑的要义所在。中国很可能是近年来世界上改编影视剧最多的国家。尽管有无数原因导致中国导演们思想的匮乏，以及中国社会想象力的不足。但我们不能永远在“”的层面上徘徊，中国的作家艺术家们需要行动，去戳破那无数个原因，制造无数个突破点。其实，对于经典来说，最好的保护是发展，是创造，是让我们文化典藏的宝库越来越丰富。仅仅只有保护和传承，终归是被动的，积极开拓创造，不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酝酿新的经典，为人类贡献更多更好的杰作佳酿，为世界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思想、力量和信念，才是更有意义的事。
　　（作者周思明系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深圳文学学会理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