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追月》：高光的舞台与动荡的生活一道事先张扬的困境难题

　　一直以来，戏曲题材都是国产电影探索人性、叙写命运的一座宝库。无论《人·鬼·情》中的秋芸还是《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无不是观众心目中难以磨灭的经典角色。近期，由乔梁编剧、执导的电影《追月》再度为我们贡献了戚老师这一“爱戏如命”的出彩人物，主演何赛飞老师更因《追月》中令人惊艳的表演而一举斩获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本文作者在观影之后撰文写道，“当影片能够入木三分地呈现戚老师这一人物形象，是编创团队在艺术上做到了直面、接受并尊重残酷的现实；当观众能够理解影片中戚老师的复杂与多面，对人物的处境感同身受，实际已探寻至人物内心的幽微境地，读懂了生活的真实。”
　　《追月》改编自作家艾伟的小说《过往》，讲述了小城越剧演员戚老师凭着对演戏近乎痴狂的热爱脱颖而出，一路上升，调入省团，并借丈夫编写的一曲《奔月》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代名伶。不过，戚老师对事业的追求建立在忽视甚至冷落家庭的基础之上，若干年后，当她重回家乡渴望重拾亲情时，却遭遇了孩子们的疏远与嫌弃。直至孩子们知晓她身患重病，才最终与弥留之际的母亲和解。青年评论家胡玉乾认为，小说《过往》是“情感和人性的胜利”。诚如斯言，《过往》通过对人性的深度开掘，映照人物内心隐秘幽暗的角落与真实细微的。
　　从故事的关注点和切入角度来说，这是一部有关职业梦想的小说，是一部涉及家庭伦理的作品，更是对生命、人性与亲情予以深入探索的反思之作。将这样一个内容简单却蕴藏精神深度的故事，从小说世界迁移至影视领域并非易事。总体而言，电影《追月》做了一项不错的尝试。
　　首先，令人惊喜的是影片的选角，主演何赛飞为我们贡献了殿堂级的精湛演技——戚老师一见夏生挂在家中的剧照，就从一位优雅得体的母亲变为较真挑剔的严师；她在食堂讲戏，如入无人之境地开始教学；她排练时忘我地沉浸在戏中，全然不顾病体光着脚练到虚脱……一个活脱脱“戏疯子”形象跃然银幕。其中，最传神最动人的是戚老师的多次落泪——每一种落泪都不尽相同——不被家人理解的委屈、意识到剧本可能出自丈夫之手的动容、演戏生涯里遭遇的种种辛酸，无一例外透过微表情与眼泪得以充分的诠释。由此可见，何赛飞老师对人物的捕捉、对故事的理解深入透彻，她既节制又富有爆发力的表演丝丝入扣，令人叹服。她曾坦言：“这个角色演下来我真的会疯的。”正所谓“不疯魔，不成活”，这份臻于化境的演技使戚老师的形象更加有血有肉、丰满立体。
　　不过，相较于《人·鬼·情》《霸王别姬》等影片中的“戏痴”们，《追月》更具创造性的是延用了小说《过往》中具有严重道德瑕疵的女主角形象，将其原原本本地搬上荧屏。于是乎，我们看到了功成名就的戚老师的另一面——一位“不择手段”、堪称“自私”的女性。作为妻子，她毫不在意丈夫的尊严，为追求更大舞台不惜牺牲身体，被儿子秋生撞破后，羞得丈夫离家出走；作为母亲，她将三个孩子扔在家乡不闻不问，只寄些生活费敷衍了事，致使孩子们度过了十分痛苦悲惨的青春期——小女儿冬妹（小说原名“冬好”）在个人感情与家庭破碎的双重打击下，精神失常住进了医院；大儿子秋生为替冬妹“报仇”致人重伤，遭受六年牢狱之灾，虽然出狱后经商赚了钱，却始终对母亲心怀恨意；唯独憨厚笨拙的二儿子夏生多次夹在母亲与秋生中间，两头受气，处境尴尬。作为朋友，面对一手帮她把孩子拉扯大的庄凌凌，她在新戏首演时让人往凌凌水里下，而后自己以救场的姿态抢到了主角……不得不承认，无论何种身份，生活中的戚老师是一个不忠的妻子、缺位的母亲和不义的朋友。
　　毋庸置疑，戚老师的人物形象不完美、有缺憾，也颇具争议。但饶有意思的是，电影《追月》在票房不高的情况下，仍具有较高的话题度。窃以为，除却主演何赛飞精彩的演技，这与故事本身“另类”的人物形象息息相关。影片中的戚老师一面执着无悔追逐着戏曲梦，一面冷漠疏离地逃避家庭责任；一面在戏中上演风华绝代，一面在现实中疏离甚至背叛亲人。在她身上，职业与家庭、热情与自私、光鲜与狼狈等多重冲突和矛盾交替上演，赋予人物巨大的厚重感和反差感。同时，这一人物的塑造也再度引发了我们对现实中女性命运的思考，牵扯出女性在面对职业与家庭的冲突时时，该如何抉择的亘古难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这位孩子们心中自私冷血、不负责任的母亲需要重新被审视，毕竟，归根结底，艺术的职责并非做出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而是尽可能多地管窥人性，烛照生活的真实。《追月》塑造的野心勃勃、为追寻理想可以漠视和牺牲一切的戚老师不仅颠覆了观众对传统女性的认知，树立了一个颇具价值和意义的女性形象，也帮助我们更真切、深入地洞见人物行为背后，她内心深处的情感和。可以说，当影片能够入木三分地呈现戚老师这一人物形象，是编创团队在艺术上做到了直面、接受并尊重残酷的现实；当观众能够理解影片中戚老师的复杂与多面，对人物的处境感同身受，实际已探寻至人物内心的幽微境地，读懂了生活的真实。
　　影片为了更好地呈现这份“真实”，在服化道上也别具匠心。一头茂密的卷发、一袭华美的旗袍、一双优雅的高跟鞋，戚老师出场时和白墙黛瓦、吴侬软语的江南有机融为一体，有一种不可辩驳的柔情美。而当角色顶着化疗后稀疏的真发罔顾形象出现在剧场时，观众看到的则全然是一位沧桑憔悴的病人。前后几分钟时间里，妆造用一只橡胶头套将同一人物中演员和母亲的双重身份完全区分开来，精准表达了人物的精神与情绪，充分彰显了剧情张力，也加深了观众对戚老师这一角色的理解。
　　此外，电影《追月》在技术处理上，没有守着固化的符号与套路，而是做了一系列大胆创新的尝试。其中最值得点赞的是极富艺术感的“戏中戏”场景。比如，戚老师看望冬妹的场景、让三个孩子替她扇扇子的画面、背叛丈夫被秋生发现的一幕……每每涉及过往的回忆，影片就切换到红幕布搭建的戏台，台上人物的面部表情并不清晰。这一方面暗示着戚老师内心只有演戏一事，关于家人的所有回忆都已模糊、淡化；另一方面，也通过这一形式揭示影片“人生如戏”的意旨。同时，当下与过往穿插进行、交替出现的艺术化处理，也让观众在不同场景里穿梭，既彰显了电影艺术不见定制、永无止境的多变魅力，也予人耳目一新的观影体验。
　　当然，作为一部由小说改编的电影，《追月》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提升空间。我们知道，从文学作品的文字艺术转化为以视听语言为主的电影艺术，文字本身蕴含的想象空间和生动张力很容易拘囿于影视符号的表达，其中的深层意蕴在得到具象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失去了部分内蕴。许是考虑到这一点，电影在后半部分大量使用了空镜，留给观众遐想的空间。然而，这也使得影片效果趋向于电视化，拖延了叙事步调，使整部片子在前后节奏把控上呈现截然不同的风格。此外，电影用例的杭州方言酿造吴侬软语的江南韵味，可惜几位主演的杭州话讲得都不够地道——当然，这也可以诠释为作为“小地方”人进入省城剧团之后，对都市地域文化的主动融入。还有，相较于戚老师饱满的人物形象，影片的其他人物略显单薄，甚至不排除有脸谱化、工具人之嫌。
　　作家艾伟在谈及《过往》的创作过程时曾强调故事中的戚老师是有生活原型的，可见，小说和电影的真实是建立在从现实取材的基础之上的。而后，作家和编导从广袤的现实素材中筛选出符合生活内在逻辑、能反映生活本质并具有审美价值的真实事件，并将其虚构成文艺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追月》聚焦了吴越地区的越剧文化沃土，着眼于女性可能面临的人生终极问题，为我们带来诸多启发与思考，显然是一部佳作。当然，如何在这一领域继续深耕，让故事更深刻地反映生活，让艺术更生动地演绎真实，需要文艺工作者继续孜孜不倦地探究并付出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