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缅北电诈头目祝寿视频背后产业链：有明星报价一条14万

　　“2000元/5000元/1万元以下可以请哪些明星录祝福视频？”“后台私信明星祝福视频录制”“3天可以出！”多位明星被曝给缅北电诈头目拍祝寿视频，引发轩然大波。近日，南都、N视频记者在部分电商与社交平台发现，炒作售卖“明星祝福视频”的商家仍层出不穷。
　　引发争议的“寿星”，是缅北四大家族白所成之子白应苍，被公认为缅北果敢“四大家族”之首的白家次子，也是果敢财政局副局长、果敢自治区民兵大队队长，掌控着苍胜科技园这一电诈园区。尽管有明星称，为其拍摄祝寿视频系“碍于情面”，并不认识本人，依旧未能消释网友质疑。“明星祝福视频”产业链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给电诈头目录制祝寿视频是否涉嫌违法？“明星祝福视频”由来已久，如今行情如何？消费者为何乐忠购买，明星又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南都、N视频记者采访娱乐公司经纪人、祝福视频的买卖双方、律师专家等多方，起底“明星祝福视频”背后产业链。
　　缅北电诈集团多名头目落网后，一条“多位明星给缅北四大家族白所成之子白应苍录视频祝寿”的消息引起哗然。
　　这场生日宴会上，舞台中央大屏幕播放着多名明星的祝贺影片，囊括了香港艺人曾志伟、黄一飞、曹查理，以及演员杜旭东、相声演员侯耀华等。
　　被称为香港影坛大哥的曾志伟对外界作出解释，“可能是朋友与朋友之间帮忙说两句‘这是我好朋友’，就录了。经过这次，一些不相熟的会尽量避免。”
　　演员曹查理则发布致歉视频称，他去年8月从加拿大回来，“经理人发这个东西过来的时候，我说为什么这个好像是江湖上面的对白，并不想拍。他说没事啊，很多明星都有拍，我就拍了”。
　　他说，并不知晓经理人把视频放在哪里，很多明星都是为了钱，“我就是为了钱拍这个视频，因为我要生活，要吃饭，没有办法，但我从未与缅北电诈的人来往”。
　　南都记者梳理发现，此次风波之前，已有类似的明星祝福视频“翻车”现象。艺人杨迪就曾因给P2P平台拍摄宣传视频，陷入旋涡。
　　2020年7月，大量投资人在社交网络上反馈在“有利网”平台的出借金到期后迟迟未兑付，并在杨迪微博下喊话，呼吁其为“有利网”事件发声。
　　随后，杨迪在发表声明，表示自己是在电影宣传期间，帮宣传方录制的视频，并非“有利网”代言人，录制视频也没有收取任何费用。“我会协助此次事件被欺骗的用户追究到底，对因视频推荐承受损失的观众致以深深歉意。”
　　今年7月，有港媒报道，罗家英等演员拍摄专属祝福视频，为网上俱乐部群组加持背书，有人因此受骗，转账数万元至炒股平台后，无法提取款项。
　　11月22日，南都记者以“明星祝福视频”等关键词在部分电商及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发现，不少名字中带有“明星经纪”“传媒文化”字眼的用户，发布了多个明星祝福视频。
　　点进用户主页，简介中均带有“后台私信明星祝福视频录制”的提示。几位卖家向南都记者展示了报价单，其中囊括明星姓名、头像、代表作，以及为个人和商业录制祝福视频的价格。
　　他们大部分是内地、香港、的歌手、演员、主持人，还有中外运动员。同一张报价单中，价格差异巨大，低至100元，最高则达14万元。还有明星出现在了备选项中，并没有标注价格。
　　一名卖家介绍，这类明星报价都超过10万元，如果想要点名他们录制视频，卖家还需收取超四位数的意向金，才肯联系明星公司询问报价。
　　自称在媒体圈工作的陈健（化名）向南都记者坦言，明星咖位不一样，自然价格就不一样。面对相比同行价格较高的质疑，他说，“差别在于服务”。
　　他以3万元报价推荐了一位演员的祝福视频服务，而在张勇（化名）的报价单上，这位演员的报价是23000元。
　　“我走低价，没有任何附加费用。”张勇自称是一名艺人经纪，也是一手总代理，“我既可以和传媒公司对接，也可以和艺人经纪对接，甚至可以直接联系到明星本人。”
　　陈健说，明星的祝福视频时长一般控制在30秒以内，此外还需要把具体内容报给明星，确认可以录制后才能给到准确的报价。
　　而另一名称是来自一家传媒公司的卖家则向南都记者明确，视频时长一般在10到15秒左右，“正常语速就是20到25个字之间吧”。
　　张勇透露，他的报价单里标注了一批经常录制祝福视频的明星，因为“性价比较高，速度较快，配合度高”，常常被优先推荐给买家。有一些不太知名的明星会主动请他帮忙优先推荐录制，这类明星的祝福视频，会被“打包”以统一价出售。
　　还有卖家告诉南都记者，虽然报价单里出现某些“顶流”名字，但其实他们都不接指明找一线明星的订单。
　　至于哪些明星属于“顶流”？“这么说吧，你感觉代言过很多品牌的明星或者运动员，基本上就不会录祝福视频。”陈健说。
　　麦麦（化名）曾花费约两百多澳币（超900元人民币），在海外视频定制网站Cameo购买定制了两段英格兰足球名宿迈克尔·欧文的祝福视频，作为送给自己的鼓励。
　　她于年少时喜欢上欧文，并因此开始接触足球，至今已经17年。她向南都记者回忆，决定购买视频时，自己正经历离婚，结束了一段7年的关系，需要鼓舞，“当鼓励的话从偶像口中说出来的时候，感觉不一样”。
　　麦麦付款后大约一周内就拿到了视频。而在看到视频的那一刻，她觉得一切都值得了。“这个视频在我人生最低谷、最难过的时候，给予了我强大的力量与信念。”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视听传播系副教授黄桂萍向南都记者分析道，喜欢的明星为其录制视频是一种对其拟态亲密关系的满足和公开呈现，但同样存在另一种情况。
　　“个人对明星所具有的号召力有利益性诉求，通俗来讲可以理解为‘蹭流量’，即借助明星知名度增长自己的可见性和讨论度，有些甚至可以直接在社交媒体平台转化为粉丝量和平台收益。”她说道。
　　“企业对明星录制视频的诉求心理反而更纯粹，不存在关系类需求，而主要是利益诉求。”黄桂萍解释，其实就是借明星的知名度和公众信赖度为自己的产品或品牌、公司形象背书，减少公众购买其产品时的怀疑和不确定。“这种‘带货’对明星而言，风险相对更大。”
　　孙鹏（化名）是国内知名选秀女团的经纪人。他告诉南都记者，自己一般会直接和艺人说，公司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录制这些祝福视频，“在我看来，这些收入并不科学”。
　　在工作中，他会严格区分视频录制的性质。“比如节日祝福或者文化推广，会酌情收取‘车马费’录制，但若是为企业录制视频，就是妥妥的商业行为，我们的要求会更高，不会轻易说录就录。”
　　南都记者发现，售卖明星祝福视频的卖家，往往并不只进行这一项业务。明星商务代言、翻包种草视频、商演、合影……在他们秀出的简介里，各类涉明星业务层出不穷。
　　“他们往往都会有佣金。”孙鹏向南都记者透露，“其实艺人经纪固定工资并不高，有时候全靠给别人拉活儿赚佣金或者返点。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不好去评价这个现象的好坏。”
　　若是生日场合，明星碍于情面或是收费录制祝福视频，一般不违反公序良俗，但若是涉及站台、“背书”等性质，便不可简单理解为“一方舍得给钱，一方就能拍”。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家欣向南都记者分析，为个人提供祝福，可以视为粉丝经济行为，该形式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且未实际产生法益侵害。
　　但如果明星针对企业或产品拍摄祝福视频，由于明星具备名人效应，所以此类视频实际上是在用广告语言、积极陈述的行为来暗示或明示外界对这个企业、产品应该得到广泛推广。
　　“因此，此类视频属广告代言行为。如果视频祝福涉及的企业涉嫌违法业务，且明星对业务知情，该明星亦涉嫌违法，需承担法律责任。”王家欣说道。
　　当多位明星被曝光为缅北电诈分子录制祝寿视频时，不少网友质疑，“电诈头目害了多少无辜的人，为什么要为他庆生？”
　　“但若这些祝福视频是在之后被曝出来为电诈头目祝贺的，网友的举报其实不成立，因为那是个人祝福视频，并不针对公司。”王家欣进一步解释，若明星祝福视频里强调了电诈公司，还需证明明星对该公司涉嫌电诈行为知情，如明星是否参与了公司运营，或持有该公司股份，但一般较难举证。
　　作为国内知名选秀女团经纪人的孙鹏也感觉到，录制祝福视频这类“不正规的合作形式”，会增加对艺人自身的风险隐患。同时，他也承认，有时企业花费数百万元邀请艺人参加品牌的推广和代言，推广过程中，艺人其实是很难拒绝企业要求合影、录制视频的请求。一旦答应，后续照片、影片会被对方如何使用，结果都是不可控的。
　　“在没有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条文进行管控之前，明星拍摄祝贺视频这种交易确实会处于灰色地带，因而会带来我们所说的‘认钱不认人’的隐忧。”传播学专家黄桂萍向南都记者表示，在缺乏规范和调控的时候，明星个人、企业、消费者都处于缺乏保障的状态，很可能会造成多输的局面。
　　“因此，当相关部门出手整治、明星方意识到对自身形象的消耗而迷途知返，或者企业意识到利益转化效率低但风险高，这三种情况出现任何一种，都有可能让‘明星祝福视频乱象’得以缓解。”黄桂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