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融媒体重塑乡村文化振兴的治理逻辑

　　摘要：【目的】通过全面梳理当下乡村文化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深刻分析乡村文化日益凋敝和衰落的内在原因和嬗变逻辑，以期在媒体融合视野下，借助县级融媒体中心更好地重塑乡村文化振兴的治理逻辑，走出当前的文化困顿。【方法】通过选取全国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县级融媒体进行对比分析论证，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借助县级融媒体的智慧平台和传播功能，如何更好地振兴和推动乡村文化实现全面振兴。【结果】县级融媒体赋能乡村文化生活和文化产业，通过“融媒 + 文化策展”“融媒 + 文化交流”“融媒 + 文化创新”，重塑乡村文化振兴的媒介逻辑和善治功能，更好地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结论】县级融媒体全面嵌入乡村振兴的各个层面，旨在唤醒乡村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重塑乡村文化自信价值，着力打造乡村文化品牌，努力讲好乡村建设故事，全力传唱乡村好声音，助推乡村文化全面振兴，高质量实现物质精神共同富裕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提升县级融媒体传播力研究”（项目编号：19BXW029）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著录格式： 常凌翀 . 县级融媒体重塑乡村文化振兴的治理逻辑 [J]. 中国传媒科技，2024，34（4）：7-13.
　　作者简介：常凌翀（1978—）， 男， 河南南阳。新闻学博士，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媒介与危机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作为乡村振兴的“魂”和“根”，乡村文化沉淀着丰富的时代内涵，凝结着乡村生产和乡民生活的智慧结晶。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乡村社会和谐度、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赓续中华文脉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加强乡村文化治理、振兴繁荣乡村文化、全面提升农民文明素养，能够为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提供重要的精神源泉和价值支撑。
　　习总高度重视乡村文化建设。习总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乡村篇。推进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024 年 3 月，农业农村部、中国文联共同推出“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化振兴在行动”，[1] 以打造“有影响力传播力的管用平台”为重要抓手，按照文化铸魂、文化培根、文化养德、文化兴业这四个维度进行系统谋划，锚定建设文化强村，文化富民，文化助农，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活动，全力盘活乡村文化要素资源，切实推进乡村文化全面振兴。这里讲的管用平台，就是方兴未艾的各种新媒体平台。如何利用融媒体平台讲述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的百家故事，传播新征程途中的乡村文化，作为乡村基层的主阵地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责无旁贷。
　　乡村文化是同域乡民在长期以来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的集合体。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作为天然的地域共同体，群居乡村的乡民将自然、自身、乡土的乡村生活实践自觉统一到差序格局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相互联结的公共文化空间，凝结在共同地域时空中的文化习俗和节庆仪式等，通过全方位交流融合，联结成了滕尼斯提出的一种较为稳定的“生活共同体”。横空出世的县级融媒体正可以借助大众平台强大的传播功能，将乡村文化传播从现实的县域层面上升到虚拟的网络空间，并有望通过人际关系、文化价值和传播结构等维度深度嵌入乡村文化生产全链条，通过调适整合进而重塑乡村文化内部生产结构。 [2]
　　“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因其幅员辽阔和历史、文化、社会等资源的多变差异形成了风格迥异、内涵丰富的乡村多元文化。如何让深广的乡土文化与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沉浸式融合，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实现“文化突围”的应有之义和时代命题。乡村振兴，文化先行。作为乡村绵延发展的思想宝库和精神源泉，乡村文化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固本之策和重要基础。然而，随着当今媒介融合技术的全面渗透和下沉基层，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和共同的乡村文化联结渐次被乡村社会的媒介化演进所打破，基于常规的人伦关系和礼俗秩序在现代化进程中日渐削弱、瓦解甚至脱嵌，致使乡村出现了精神“涣散”和内核“空心” 的现象。
　　基于此，在当前乡村振兴的宏大战略下，亟须注重运用新技术，积极搭建新平台，主动融入现代文明 要素，激活乡村文化资源，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发掘乡村多样化价值，重塑乡村传播结构和乡土文化，进一步焕发乡村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对于筑牢乡村文化振兴之本、夯实乡村现代文明之基、确保乡村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则显得十分重要而迫切。作为联系广大乡村最前沿的主阵地，县级融媒体以其强连接性和超互动性的传播优势，忠实践行着县乡村各级公共文化建设的时代使命。作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先导力量和延续乡村文化根脉的智慧平台，县级融媒体已成为助推乡村振兴和重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抓手，通过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实践，进一步探索乡村文化产业的新路径和新模式，有望助力弱连接的乡村文化重新聚合，进而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作为现代传播体系的底层基座，县级媒体一直以来承担着连接基层、协调关系、沟通上下的重要职能。随着2018年习总正式提出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全国各地对本地媒体与基层政府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和优化配置，逐渐建成了较为完备的基层媒体传播矩阵，随之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战略高度，成为参与乡村治理和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路径。今天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是新型主流媒体格局中最基础的网络单元，与乡村生活密切相关，成为建设公共文化空间和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媒介化生存和数字化交流正成为基层人民群众的生活常态。
　　在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县级融媒体恰逢其时，以融合传播之势强力推进乡村农耕文化、祠堂文化、家风文化、广场文化甚至村超文化等多元公共文化综合体的开发建设与保护传承。通过发掘全域乡村本土文化资源和产业要素，并凭借全媒体的传播矩阵进行多样化呈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乡村发展的矛盾同时用文化反哺乡村经济，进一步实现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3] 值得关注的是，县级融媒体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依然呈现出对基层民众的文化需求缺乏深度关切、乡村特色文化不够鲜明、乡村文化治理相对薄弱、乡村文化服务功能明显滞后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如何发挥县级融媒体的基层文化引领作用，从历时和共时维度重塑乡村文化振兴的媒介逻辑和善治功能，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从文化生产和传播主体看，乡村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农民群体的生活实际环境息息相关。在城镇化浪潮中，“离土又离乡”的生活样态导致农民在乡村生活中的缺位，乡村社会的各种资源要素减缓甚至停滞了交互流动，原生态的乡村文化的内在均衡逐渐被打破，乡村文化随着村庄治理资源稀少而愈发凋敝。长期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之上的紧密关联因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也日渐疏离，乡村文化脆弱的生态支撑系统也显得岌岌可危。[4] 在传统乡村社会和乡村生活当中，邻里、家庭、家族和村落以较为稳定和谐的状态对乡村文化进行世代传承和延续发展。但是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剧，原本乡村稳定的人口结构、权力结构和道德体系等逐渐消解，广大农民一致认同的公共性价值逐渐向着个体化意识转换，城市智能化和乡村媒介化给乡村社会及文化传播带来了一定的观念冲突和文化冲击。
　　新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长期倚重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下降，农民不再仅仅依赖土地为生，而是转向城镇寻找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最新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 亿人，比上年增长 0.6%。其中，外出农民工增长2.7%；本地农民工下降 2.2%。 [5] 与农村相比，城市里各种优势资源无不吸引着农村地区的人口不断流向城市，尤其作为乡村发展中坚力量的青壮年农民又占据了流动人口的绝大部分，由于缺乏文化主体的生产、浸润和调适，加之现代化与乡村文化在多方面的矛盾冲突，乡村文化不断式微以致逐渐衰败。与以往极大不同的是，当今乡村振兴的根本性问题已不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更深层次的是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尤其在文化层面上，要真正解决长期以来农村地区精神贫困和文化困顿问题，鉴于此，唤醒、激活并重振乡村文化之风就显得异常重要。
　　一方面，乡村文化活动缺乏有效组织。青壮年劳动力迫于生计而离乡谋生，更多地关注经济效益，而无暇顾及本地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而散落遗失在乡间的民风民俗和非遗技艺亟须进行整体性的活态传承， 当然这对继承者的数量、耐力、毅力、身体素质等方面要求会比较高，但目前留在村落中的人群大多为老弱妇孺，总显得“有心无力”。青壮年群体正是乡村文化活动的主体参与者，乡村内部缺乏文化生产传播的承接主体，势必导致农村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比较薄弱，在文化主体大量流失和严重缺位的情况下，一系列文化活动就难以在乡村大面积开展甚至无法举办，传承数百年的丰富的乡村文化势必难以接续，文化公共性面临着消解危机。
　　另一方面，乡村文化活动缺乏创新激活。在现代化加剧的时代巨变进程中，非乡土性的现代化气息也逐渐渗入广袤的乡村大地，潜移默化地为乡村全面打开了与外界沟通的窗口，扑面而来的现代文化思想冲刷甚至颠覆着村民原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新思想也难以再以传统文化作为基本考量，亟须乡村文化在时代进步的观照之下日新月异。由于当前农村普遍呈现“村落空心化”“居民老人化”的现实状况， 存在已久的文化困顿和缺乏持续创新的文化主体使乡村文化问题在短时期内难以突围，原本需要传承的乡村文化因为得不到强劲的创造力而极大地挫伤了乡村文化主体的创新活力。长此以往，一些优秀的乡村文化可能因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而不断被丢弃与淘汰，最终难以得到继承与发展。
　　伴随着社会化进程不断加剧，城镇化的飞速发展孕育催生了众多眼花缭乱的城市文化，而这些新颖、时尚的文化潮流通过新兴媒介和社交媒体进行广泛传播，给传统的乡村文化生存空间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威胁。现代化进程促使乡村文化的原生“土壤”条件发生变异，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乡村传统文化的秩序规范。城市文化不仅抢占了深广的乡村文化空间，也在融入乡村社会共生互构方面加重了乡村文化的矛盾丛生。 [6]
　　据第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现有农村网民 3.26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28%，当下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各类移动应用场景不断涌现，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持续增长。[7] 基于如此便捷、快速的电子媒介传播，广大农民可以迅速触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感知正在发生或将来发生的各种信息，无论是基于抖音、快手平台的短视频抑或是各大频道不断更新的影视剧，都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体验和多样化的精神满足，这种过于快速的沉浸式交互文化视听体验在无形之中对农民的内在思想和价值观念，甚至生活方式都进行了全方位的重塑和建构。
　　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言，随着电子媒介的广泛下沉，处于基层的农民群众也已经被各种先进信息技术所包裹。这些智能媒介以其直观、生动的全息媒体样式无差别地吸引了大量受众，同时也带来了文化的娱乐化和平面化。尤其是一大批被资本所裹挟的商业化、娱乐化文化长时期占据着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共同体场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数字媒介素养较低的农民群体，使得原本质朴、自然的乡村文化被不断边缘化乃至异化，一度被遮蔽消解的乡村文化面对现代文化的冲击更显得脆弱无力，外来文化的侵蚀导致了农民价值观的嬗变和乡村社会传统价值体系的断裂，以利己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思想也渐渐弥漫在乡村大地，无形之中成了乡村文化创造性再生和乡村文化内涵价值观重塑的显著障碍。 [8]
　　文化认同是同域范围内所有个体对文化的集体认同并以该种约定俗成的文化生活方式进行的具身生活实践。在传统社会当中，村落之间经常以相对封闭、偏于保守的姿态进行以村为单位的文化实践，村民个体对外来文化的接触相对较少，因此在乡村精英和族长乡贤的带领下以及在集体生活的长期同化中保持着对本地传统文化的高度信仰和坚强自信，同时获得较强的身份归属感和文化感召力。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快速发展转型，农民原本狭小封闭的生产生活领域被逐步打开，天然地会将自身所信仰的乡村文化与繁华的都市文化进行全方位比较。很显然，缺乏足够批判力和辨析力的农民容易被“土气”“乡巴佬”“老农民”等不够友好的刻板印象所打压，进而陷入对乡村文化的自我怀疑和认同缺失，进入一种难解的“困 顿郁结”状态。随着城乡融合不断深入，各个层面的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多元价值观念冲突日益加剧，自我认知迷茫日益凸显，这些不确定的因素都会使相对稳固的乡村文化产生认同危机成为一种必然。 [9]
　　另一方面，土地政策的调整使得土地流转更加灵活多样，但同时也带来了农民对故土情感的淡化和漠视。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当同域乡民只有在对地域血缘的亲和力、对原乡故土的眷恋、对祖辈先贤的崇拜等共同信仰和依赖的文化观念形成以后，共同行动才能被有效组织起来完成共同的文化使命。[10] 在差序格局被打破、摆脱“土气”成为趋势的乡村建设视野下，农民迫于各种压力和文化困厄，渐渐消弭了对土地的眷恋和依赖，甚至拔出了乡村文化的根系，这种离土之势无形中也使乡民的后代很难产生文化认同或情感归属，这都源于他们对乡土文化的记忆是碎片化、表象化、短暂性的，缺乏祖辈对乡土原生态文化与生命个体同脉相连的完整集体记忆和生命体验。
　　随着乡村群众文化自觉性的减弱，县级融媒体除了以往政策宣传、引导的功能之外，更要全力投入到对乡村文化活动的组织与策展之中。对于“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化振兴在行动”这样的全国性文化活动，作为最贴近村民的县级融媒体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新媒体传播特征和媒介平台优势，缜密思考如何让主题相近的活动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之中焕发出独有的文化魅力；精心策划各类文化活动的呈现形态、 报道方式、发布渠道等，让独特的传播形式助力文化内核，进而达到传播效果最大化；要建立文化素材资源库，整合各类历次文化活动记录，提高文化要素利用率，助力提高后续乡村文化的内在竞争力。
　　学者拉图尔等人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提出核心概念“转译”，即每个行动者之间因向往和期待有差异而存在着不同利益诉求，他们不断说服其他行动者，从而使其他行动者的利益与自己的诉求达成一致 [11] 。在乡村文化传播的行动网络中，县级融媒体通过多种方式来转译本土的乡村语言、乡村文化，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呈现形式来剖析乡村文化之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演进逻辑，进一步提升乡村文化辨识度，增强乡村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县级融媒体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参与传播行动之中的被传播者能看得懂、读得透，确保分享乡村文化思想的态势传播开来。
　　自乡村原本稳定的人际交往结构被逐步拆散后，社会原子化的危机也不断侵入乡村并消解原本公共文化所联结起来的价值共识。而县级融媒体作为具有较强凝聚力、完整信息流的社会公共媒介平台，能够以中介化姿态再建起人与社会、人与人的文化联结，重塑连接乡村与乡村、人与人疏离的个体关系，打造一个具有归属感和身份感的公共文化空间。县级融媒体作为具有公信力的媒介组织能够号召村民参与线上与线下的文体活动。基于融媒体的信息集散中心，原本独立的个体在活动中产生文化交流与沟通，使得静止的文化内涵在互动中变得双向互动，此时的思想交流就成为参与式文化传播的一种文化分享。在参与式传播活动中，村民重新找回彼此间的文化连接并形成对自我和他人身上共存文化的集体感知，将彼此纳入特定的文化群体中。
　　英国学者泰弗尔把社会认同定义为： “个体知晓他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的文化认知中，而且他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赋予其某种特定情感和价值意义。”[12] 在建立基本的文化群体概念后，县级融媒体可以通过正面报道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活动强化村民参与乡村文化实践获得的荣誉感和幸福感。而官方主流媒体的报道则能够最大限度满足群众追求积极自我的基本动机，从而符合社会认同的积极区分原则。每个个体都希望收获外部的积极认可，而自我认识被肯定性评价的群体就是实现这一愿景的重要途径。通过有效分析和甄别群体特异性后发现，当个体赢得与同伴相比的优越感后，自然就增加了社会认同度。[13] 这种对于群体的强烈认同也在重塑着村民对于乡村文化的共识， 形成文化群体与文化共识间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因此，县级融媒体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深度发掘大众媒体文化传承功能，统筹推进传统乡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一方面，要深入挖掘农耕文明的深厚底蕴，加强优秀农耕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确保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另一方面， 要结合时代发展的方向，敢于创新、勇于取舍，倾听群众对于乡村文化作品的真实反馈，不断改进提升乡村文化的内容品质，使其增添时代与人文的光芒。
　　浙江长兴县融媒体在传承文化宝藏的过程当中，跟随时代脉搏，创作短视频、音频、海报、动漫、VR、H5、数据新闻等多元化文化作品，打造季播纪实专题《寻宝记》、季播短视频《早安长兴》，用更年轻化、时尚化的形态对传统优质内容进行创新性播放，赢得了移动端年轻用户的一致好评。美国学者罗杰斯在创新与扩散理论中指出，在基本的社会构建过程中， 大众媒体通过推介阐释新观念、新事物、新产品的理论不断扩散其主旨愿望，进而试图劝服人们最终能够心甘情愿地理解并接纳它。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具有强大传播力的基层新型主流媒体，其创新成果被受众知晓只是初步的扩散，而县级融媒体中心也应当不断收集受众在“劝服”和“决定”过程当中所提出的质疑和反馈，并对创新成果加以改善，从而达到实现文化创新的效果最大化。
　　作为与本地区用户连接最紧密的基层主流媒体，县级融媒体中心从诞生之日起便被赋予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加强乡村文化生产、推动乡村文化传播的重要职能。县级融媒体全面融入乡村文化生活的各个场域，进一步增强了基层文化传播的广泛性和渗透性，通过为乡村文化技术赋能，不断引领文明乡风建设。在提升广大群众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同时，还原并放大县级融媒体使其具备大众信息传播的“把关人”与“发声人”的本质功能。媒体融合语境下，要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县级融媒体中心这两个重要的基层平台，积极开展对人民群众的文化普及和宣传教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全力画好线上线下两个同心圆，使两个中心同频共振，并通过当地政府一系列政策的指引和推动，用正确的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核心功能，向着努力建成基层主流阵地、乡村综合服务平台、三农信息枢纽方向持续发力。
　　县级融媒体中心天然的接地优势，能够为挖掘地域文化和传播乡村文化提供全方位的展示平台。北京怀柔区融媒体中心近几年持续推出的文化类系列短视频《100 秒说怀柔》，既挖掘了地域传统文化底蕴、红色文化印记，又展示了区域影视产业蓬勃发展，充分体现了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和谐统一。通过县级融媒体的精心组织和有机协调，不断激发基层群众的文化创造力，真正让人民成为书写和宣传怀柔文化的代言人。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融媒体中心依托“三融引导项目”打出了一套“机制创活、技术创新、内容创优、产业创效”的融合创新组合拳，闯出了一条县级媒体通过多种方式助力乡村文化建设和品牌建构的特色之路。尤溪县融媒体中心通过全新构建的“移动优先 立体多样”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创作一批“守正创新内容为王”的精品力作，应用一批“智慧赋能 数字驱动” 的先进技术，锻造一支“勇于创新 干事创业”的优良队伍， 联动县、乡、村各级文化传播主体，打造了“多元乡村产业跨区协同经营”的发展格局，深度融合报、台、网、微、端等平台资源，构建了全景式立体传播矩阵和良好的文化传播氛围，增强了本地用户黏性，真正做到了进一步引导和服务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宗旨。
　　产业发展，人才为重。乡村人才发展能够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扎实的智力支持。乡村文化振兴中最为活跃和关键的因素是人。乡村文化人才能够发挥自身的才情智慧，积极传播优秀的乡村传统文化，为乡风文明形成和乡村文化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新时代的乡村文化振兴，发挥好人才在乡村文化传承创新中的“核心要素”作用，要借助基层融媒体平台，通过及时发布人才政策和福利待遇，着力在“引归雁、育头雁、用鸿雁、留住雁”等文化人才招纳培育和汇聚引智上下功夫，让他们安心扎根在这片美丽的田野上，为赋能乡村文化振兴、建设数字乡村持续注入澎湃活力。
　　当前来看，广大农民群体在乡村建设过程中的数字化水平还不高，城乡之间存在明显的“数字素养鸿沟”。因此，打造专业化的数字人才队伍至关重要。县级融媒体结合平台优势和传播功能，通过政策宣传和技术培训，实施数字新农人的培训工程，开设相关的新媒体培训班，旨在培养数字经济新农人和专业技术人才，带动更多乡民积极投身乡村新农商、发展乡村新业态，进而培育孵化出更多能生产、懂经营、善管理、全服务、强治理的复合型三农人才，特别是要充分发挥驻村工作队、大学生村官、科技特派员的示范带动作用，积极引导数字技术人才参与到农民数字技能培训工作中，实施数字化农民队伍培育工程，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和劳动技能，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鲜活动力。
　　在新媒体语境下，具有互联网新思维的乡村人才在智媒技术的催化下，自我意识和创新能力被充分激发和彻底释放，正好可以通过县级融合媒体以及抖音和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自主发布身边的乡村生活，并带动更多的网民和粉丝参与到田园生活的场景中进行创作传播，通过数字信息技术的赋能，使丰富的乡村美食、美景等多元化乡村元素具有审美性与可看性，引起受众群体的共鸣共情，进而唤起人们对于美好乡村生活的向往和对优秀乡村传统文化的敬畏，与此同时，内涵丰富的乡村文化也能传播到更广阔的天地。
　　作为县域基层最重要的信息中心和内容平台，县级融媒体不仅是基层传播的基础单元，也是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特别是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和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更肩负着筑牢基层思想文化根基和创新乡村治理模式的特殊使命。随着媒体融合不断向纵深推进，要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必须调动各个部门及各种资源要素，全力打造集信息传播、价值引领、汇聚、资源整合、智慧服务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基层治理数字化智慧平台，切实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精准化和智能化，提升赋能乡村数字文化治理水平。以智慧平台建设为契机，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数字技术构筑数据底座，推进乡村文化建设。与此同时，从勃勃生机的乡村生活中寻找有趣有价值 的乡村故事以短视频的形式进行场景化创作与传播，用符号修辞赋能乡村文化内容生成，以其强烈的视觉震撼引发基层受众的情感共鸣，油然唤起人们对于乡村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同步实现了乡村文化的对外传播。 [14]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融媒体中心从“民心文化”角度进行全域治理。着重在于搭好“连心平台”，构筑“连 心网络”， “格中有爱，党群连心”“连心应用”“连 心标兵”，最终“中心统起来”“安心干起来”，把服务网络当家园的“同心共建”、把邻里和睦当家风的“用心守护”，所有这些“心”，都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民心”“养心”“心治”文化紧密相关。福建三明“龙游通”移动客户端是龙游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县大数据局坚持“移动优先”战略，围绕“党政一体、融合打通、业务协同、整体智治、共建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全力打造的一个集新闻宣传、智慧党建、政务服务、公共服务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数字化智慧治理服务平台。近年来， “龙游通”通过融通全县区域各级资源，利用技术赋能升级迭代，做到最广泛地宣传群众、凝聚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全方位满足群众精神需求、办事要求和生活需要。
　　县级融媒体助推乡村文化振兴是高度自洽和双向赋能的。县级融媒体一方面通过对乡村文化的挖掘和呈现，进而实现最优的全媒体传播，另一方面，从贴近乡村生活、反映乡村风貌的角度出发，县级融媒体可以创作出更接地气的文化作品和短视频内容，不断增强媒体 原创内容的品质和魅力。此外，乡村文化的生产与传播也为县级融媒体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受众基础，使其能够天然地近距离接近乡村基层，最大限度地增加乡村受众群的黏性。在乡村振兴进程中，要高度重视县级融媒体的文化浸润功能，以先进文化为思想引领，夯实乡土文化人才培育、壮大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健全乡村文化制度体系，全链条多功能地保护和传承传统乡村优秀文化，助力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迭代升级，县级融媒体一方面可以为乡村文化摆脱文化困境提供新契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全息的传播态势将抽象的文化演绎为可感的具体作品，努力传播好传统乡村文化，维系乡村居民之间的情感互动，为人民群众提供感同身受的情绪共鸣，进一步提升乡村文化品牌的影响力和乡村融媒产品的感染力，为乡村文化产业全链条赋能增值。媒体融合视野下，以建设县级媒体中心为重要契机，全面唤醒乡村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重塑乡村文化自信价值，着力打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乡村文化品牌，努力讲好新征程上欣欣向荣的乡村建设故事， 全力传唱好响遍神州大地的乡村好声音，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竭力实现物质精神共同富裕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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